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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揽”与“浮咖”: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


□ 王睿

  摘 要:入华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不仅表现在信仰上,也体现于胡名中。吐鲁番文书中与佛教有关的粟特人名,除“佛”、“僧”、“尼”等常见胡名外,还有一些隐晦不明的用字,比如“阿揽”和“浮咖”。“阿揽”是佛教色彩极浓的袄神之名,其词源和阿兰人无涉,却与中亚布哈拉古都“阿滥谧”及唐代名禽“阿滥堆”有关:“阿滥谧”音义与梵文“阿滥摩”、“阿兰若”相合;云雀别名“阿滥堆”则可与印度鸣禽“迦兰陀”对证。“浮(口知)”是华化佛名,“浮”字义为“佛”,“(口知)”乃附在“浮”字之后的转[音]译符号,意指佛祖的觉悟;就中古拟音而言,也不排除“浮(口知)”就是“菩提”( bodhi)的可能。这些名例既是粟特文化多元性的重要表征,也是佛教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 阿揽 浮咖佛教祆教

  一、缘起与背景

  章太炎曾言,姓氏之学所包闳远,但自清初以降的数百年间,国内关注此门学问者寥寥无几。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系统研究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的胡姓问题,堪称填补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空白之力作。陈寅恪在是书序中指出:“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凡人居中国之胡人及汉人之染胡化者,兼有本来之胡名及雅译之汉名。”陈先生不但抛出胡名问题,还就胡名汉化程式提出一个通则。在陈先生启示下,蔡鸿生对粟特胡名进行深入思考,并写就《九姓胡礼俗丛考》一文。其中“胡名”一节,将穆格山粟特文书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胡名进行比勘,不仅在胡名汉化、宗教羼人、突厥色彩方面发覆甚多,同时也为后继者开示了研究门径。

  为深化粟特人与佛教关系的理解、增进对粟特文化多元特性的认识,笔者从吐鲁番文书人手,对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的胡名因子进行探究。经考查发现,粟特胡名中糅入的多种外来成分,其中就有涉关印度佛教者。换句话说,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也体现于胡名之中,这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但在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粟特人的佛教信仰情况。

  中亚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 Sogdiana),是中古粟特人的故乡。由于该地区位于古代陆上丝路要津、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枢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新唐书·康国传》记载:“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中亚周边各种文明汇聚于此,与本土风俗、信仰吸排引拒,互渗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粟特文明”。其中就有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就提到窣利(Sulika,即索格底亚那):“吐萨拉(Tusara)、耶槃那( Yavana)和塞种,与窣利一样,都位于右翼地区。”在“往世文学”(the Puranic literature)中,粟特人也是印度西北众多民族中的一支。天竺北方正是释迦牟尼世尊出生之地,佛教始兴就在中印度恒河上游一带。至迟于西汉文景帝时,佛法就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续向中亚传播,自为意中之事。考古材料表明,佛教到达阿姆河的时间,与到达特尔梅兹附近的卡拉忒坡(Karatepe) -样,都是在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从南北朝到隋唐初期,粟特本土都信奉佛教,《隋书》和《旧唐书》中都有记载,但到公元7世纪,佛教逐渐衰落。与此相反,南北朝以降的汉地佛教却异常兴盛。西汉武帝开辟西域,远谋与乌孙、大宛、大夏诸国之交通,其作用不仅限于政治方面,佛教东渐更得此一大助力。粟特人虽非最初传法者,却在传译佛典入华过程中居功至伟。《高僧传》和《佛祖统纪》就收录了汉晋间往来京洛吴蜀、“高而不名”的12位康居僧人。他们的粟特人特征比较明显,如康僧会之父曾因“商贾移于交阯”,释道仙曾以“游贾为业”,康僧渊本人也因“鼻高眼深”而为人所讥。

  位于陆上丝绸之路要道的吐鲁番盆地,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贵霜帝国和吐火罗斯坦佛教的影响,许多梵文佛经就是经这些地区传人高昌。麴氏王朝(479-640)统治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僧徒竟达数千人。尤其是第七、九代国王麴乾固和麴文泰,礼敬佛教尤为虔诚。公元7世纪初,唐僧玄奘西行求法路经伊吾,麴文泰敕令伊吾王遣送法师至高昌,亲与侍人列烛出宫相迎;后听法师宣讲,“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隥,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高昌作为东迁粟特人的重要据点,除往来行贩的兴胡外,当地还有粟特人聚落的遗存。胡天祠、萨宝以及粟特人集中的崇化乡安乐里就是有力证明。

  笔者统计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粟特胡名,时间从西凉建初二年(406)一直到唐大历三年(768),前后持续362年,大致相当于高昌郡(327-442)、高昌国(460-640)和唐西州(640-791)三个时期。文献所出地,除人们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个墓葬区外,还有洋海、巴达木、木纳尔及交河故城沟西等古墓群。统计结果表明:吐鲁番文献中列有姓名的居民达12397人,其中粟特人928名,仅占总人数的7. 5%。总体比例虽低,却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比如崇化乡,现存残卷记户主46人,昭武九姓就有24人,竞占总人数的52%,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数值。吐鲁番的聚落不同于伊州、鄯善等原生胡化地区,也不同于漠北依附突厥的“胡部”,而与敦煌一样,是胡汉杂居的“归化型”聚落。人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因敦煌文献的大量发现而得以凸显,但主要集中在吐蕃占领敦煌的8世纪末。郑炳林指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粟特裔民信仰佛教,在教团中拥有很大势力,还一度控制教团领导权,而并非如池田温所言到吐蕃占据敦煌时,已随敦煌粟特聚落的消亡而逐渐淹没。以上简单勾勒了历史上西域入华粟特人佛教信仰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将对吐鲁番粟特胡名中晦而不显的佛教因子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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