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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墨数尺,体百里之


□ 杜大恺


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图片1
画幅之长短、宽狭、横竖、方圆、固有深意,非谙于此道者不知,画家于此,每有苛求。长卷如今,已非时尚,张仃先生自50年代始即孜孜于此,数十载锲而不舍,得廿又四幅,累数其长,或愈百米,古今所无;人或有不解者,故张仃先生作《我为什么画长卷》一文,细述原委,以释世之所惑。
长卷乃中国画所独有,是文中所述原委之一。
中国画之独特,不惟笔墨,亦在形制。长卷之外,尚有中堂、屏条、册页、扇面等其它形式,而长卷在先。长卷始于魏晋,其由右而左观览翻阅之势,则沿袭甲骨简牍数千年之积习。初始仅作人物,依事之先后为序,且有间断,唐以后其形制殆与今日仿佛,而题材则日趋多样,不惟人物,亦有山水花鸟,然以山水为多,横墨数尺,体百里之,长于此者,代不乏人。
“如宽银幕,全景银幕,可以无限地长下去”,此张仃先生文中所说原委之二。一宽,一全,一长,非长卷无以及之。50年代,张仃先生与李可染、罗铭为变革中国画之陋习,首倡写生。自此而后,年复一年,芒鞋竹杖,登高涉远,寻幽探微,风雨无碍,耄耋之年仍蹀躞于南山北水之间,胸中积聚千山万水。其步履所至,有古人所至者,亦有古人未至者,古人所至者深究其致,古人未至者另图新意,皆古人所未有,此张仃先生于长卷乐此不疲,宏篇巨制,不绝如缕之所祈愿。然宽,全,长者,非止于山山水水,亦有胆识,阅历、胸襟、情怀之所蕴藉。张仃先生已年届九旬,前半生遭遇启蒙、救亡、内战,其后有共和国诞生、文革、开放,纵览前后,兴废存亡,几度沧桑,其变化之大之烈亘古未有,是其阅历;延安时期之向民间学习,50年代之倡导写生,面晤毕加索,70年代末机场壁画,进入21世纪之前夜与吴冠中先生笔墨问题之唱和,皆先声夺人,惊世骇俗,举世瞩目,是其胆识,胸中块垒实非以且全、且宽、且长之长卷图之无以尽兴,无以释怀,非为长卷而长卷者也,长卷以外,若何能之。长卷如今,鲜有人为,非不欲为,心有所忌,心有所畏,不敢为,不能为也。而张仃先生画中之山水,实不及其心目中山水之万一。
张仃先生之长卷,势奇趣异,绝不雷同,得之写生之故,此文中所说原委之三。
自然者未以模仿为本,一山一水,各有所宗,故姿态万千,以其为师,始有千变万化,此间道理,古人有知之者,亦有未知之者;今人有知之者,亦有未知之者,此非自然之愚枉,乃不知者之愚枉也。张仃先生倡言写生,先惠之于己,复惠及于世,终成就中国山水画一代新风。张仃先生一生未敢与写生须臾或离,或为自己,亦为中国。
张仃先生于传统夙有清断,进退有度,取舍有节,从“一点之美”至“笔墨是中国画的底线”,张弛相宜,从容不迫,其言其行,抑扬沉郁,于历史,于现实,皆成规矩,世所倚重,如论其志,正本清源而已。
张仃先生画长卷,虽谓写生,然眼中之物,移至纸素,不宗其位,而宗其势;不肖其形,而肖其神;此山非此山,心中之山,笔迹者心迹也。人之心性,古今有同亦有异。古今皆同,非也;古今皆异,非也。有异有同,世之常态。古今有异同,心性之所使然,故传统非理非学。非理非学可以释然,诚心性之所彻悟。
张仃先生画长卷,皆以焦墨为之,此或原委,亦非原委。焦墨者,临深履薄,以不可为而为之,此先生倾其一生之所求,其中究竟,张仃先生另有《我为什么画焦墨》一文辨析。先生之所求,非众人之所求,世之不解,乃世之不知,亦如造化之冥然,千秋万代不绝于思。
张仃先生虚怀若谷,于古人,于今人,于自然,于天下事,皆谦恭有加,从来以学生自诩。常见其将童稚之画作,悬之于壁,日夕揣摩,以为镜鉴。张仃先生作长卷以“学习”自励,应非自谦,此亦是文中所说作长卷之原委之一。
今日亦有以长卷而鼓噪者,不厌其长,更以其画幅之长昔所未闻欺世盗名,此与张仃先生之画长卷南辕北辙,不可同日语矣。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古今皆有此情景。
张仃先生为文,清脱直率,风骨爽然,但深藏至理,非智者不能为。细读再三,略有所悟,将其录之,以就教于张仃先生及仰慕张仃先生之人品学养者。

杜大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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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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