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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


□ 方 方

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
方 方

接到苏州大学的邀请,我真是感到很荣幸。
我讲的题目叫,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
来之前我看过苏州大学的一些资料,有很多地方看了都很感动的。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回忆录谈到当年东吴大学开办的过程,他说有一个叫孙乐文的传教士在一个叫宫巷教堂布道的时候,突然来了六个穿丝绸长衫的青年人听他布道。听完了之后这六个人没有走,他就走上去问他们有什么事,青年人说我们现在想学点科学,想学点英文,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他就非常高兴说:我当然愿意帮助你们。你们如果能找到二十五个人,我就可以给你们办一个班。这六个年轻人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能找到二十五个人。”然后他们就找到了人办了一个书院,这就是你们学校最早的源头。今天到学校来,我也觉得满亲切的,好像到了我认识的一个人这里。
我看到在座的各位这么年轻,回想起我们当年对文学的追求,我是1978年进的武汉大学。我们当时也是和大家一样的,来了个作家,就拿着个小凳子拼命去听讲座,有一些思想很活跃的人来煽动,我们就跟着去听,也很激动。青春时代对我的创作有很多帮助,但是我们那时在学校讨论的文学问题和现在大家关注的文学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当时谈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是“爱情禁区”问题。爱情禁区问题,就是说小说能不能写爱情。这个事情现在想来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以前的小说是不能写爱情的,包括样板戏是没有爱情的。女的都没有丈夫,男的也没有女朋友。爱情禁区能不能突破,一天到晚在讨论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就是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歌颂这个社会,不能暴露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当时也叫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或者是歌德与缺德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你要是写了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你就是缺德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主张的文学应该是“歌德”式的。我记得文坛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激烈的,我们在学校里也是。还有一个叫“悲剧与喜剧”的问题。文学能不能写悲剧,是不是只能写喜剧。文学主要是鼓励人,不能把悲剧给人看,虽然也有很多同学举出例子讲悲剧的力量如何,但当时确实是有很多人主张只能写喜剧。还有当时文革中间的“三突出”,还有“主题先行”之类。我们当时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些话题中间。我们班还搞了最大的一个活动,就是讨论“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也是当时讨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文学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进攻的长矛,是枪弹、是火药,是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它作为一种阶级工具的形象出现,现在是不是还得持这样的看法?1978年—1980年,我刚入校的2年时间里,我们经常讨论。并为此组织了个一个很大的讨论会,就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进行了很针锋相对的辩论。
现在想起来,这些都是非常可笑的。虽然当时我们也没有争论出结果来。可是实际上有些问题是不需要你争论出结果的。就像现在的一些问题一样,同样不需要结果。有争论就够了,结果在时间发展中间自然就会出来。我们当年争论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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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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