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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忆金镜?


□ 阎 纲

  阎 纲
  一九三二年生于陕西醴泉,一九四七年开始写作,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六年兰大中文系毕业。参编的报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7种。评论集有《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等十部。散文随笔集有《冷落了牡丹》《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50年评坛人渐瘦》《三十八朵荷花》等十部。
  
  制造《红楼梦》事件,毛泽东主席“质问《文艺报》”,批胡适,抓胡风,几番风雨之后,张光年、侯金镜到《文艺报》赴任。
  一九五六年底,我走进《文艺报》——鼓楼东北角下的一座小院,听命于侯金镜,受业于侯金镜。作家协会召开肃反总结大会,刘白羽刚刚讲完,陈企霞跳上讲台:“一定要说有成绩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堆木炭吧!”有人驳斥,他又吼了一嗓子:“还是一小堆木炭!”侯金镜对丁、陈一案迷惑不解。
  次年,《文艺报》同作家协会一起迁入王府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峥嵘岁月稠,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一个个被拿下,丁玲高举右手,同意开除自己的党籍;在《国歌》里喊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人,跪倒在地,一掴一掌血,鲜血渗透的白衫被抓破了领袖;一九六九年底下干校,骂林彪“政治小丑”的侯金镜猝死,死后仍然背着“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中国作协的“革命”变成一场“噩梦”。
  能不忆金镜!
  
  一九七九年,在讨论我入党申请的支部大会上,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
  一踏进《文艺报》的门槛儿,侯金镜就嘱咐我说:“你自己有了写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就有了共同语言。”“我要让你的专业相对地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争取自己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
  侯金镜手把手教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熟悉业务。他教我一丝不苟,更要我“有胆有识”。为了一篇评论刘澍德小说的文章,他连夜修改,仍不能起死回生,第二天一大早,满眼网着血丝,竟然向我表示歉意。他奖掖后进的不遗余力,凝重严谨的学风文风,时不时拿左手捏着眉心以减轻头痛的神态,以及那双高血压患者布满血丝的高度近视但异常明亮的眼睛,叫我终生难忘。
  当代文学史上“三红一创”的流行,与《文艺报》——特别是侯金镜指导下的规模性的评介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他的筹划下,我们多次拜访梁斌,对《红旗谱》进行全方位的、包括它的人情人性描写的研究和评论。我们约请冯牧及时撰写《初读<创业史>》,并以《创业史》为例,多次举办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大型学术讨论。深入部队座谈《红日》,由他编发闻山和我合写的评论《红日》的文章。《红岩》座谈,声势浩大,影响极其广泛。其实,《文艺报》推出的重头作品岂止“三红一创”,此外还有杨沫的《青春之歌》(《文艺报》上连篇累牍的讨论,知识男女几乎尽人皆知),曲波的《林海雪原》(侯金镜亲自执笔撰写富有艺术说服力的评论),孙犁的《风云初记》(黄秋耘散文诗般的评论充分发掘其阴柔之美),以及特约冯牧重点撰写的《一部具有革命风格的作品——读<在和平的日子里>》、《坚实的道路,淳朴的诗篇——试谈李季的叙事诗新作》等。冯牧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和《略谈文学上的“反面教员”》具有反潮流的勇气。《文艺报》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历时不短的讨论,欧阳文彬和侯金镜关于茹志鹃小说的争论,侯金镜评论王愿坚小说的文章《结结实实的人物形象》和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实干家〈潘永福〉》等等,对抗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一时间,评论的身价提高,审美的意识增强,一种艺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批评之风逐渐在《文艺报》上露头。
  早在一九五六年,侯金镜就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倾向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有很大影响、发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种思想潮流”,其表现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他批评说,“有的文章干脆抛开对作品的分析,直截了当地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这种风气在全国泛滥成灾,致使作家“无所措手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在这文学史上不寻常的岁月里,他敢于顶风,为收有萧平的《三月雪》、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李准的《信》、杜鹏程的《年轻的朋友》、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青人》的《1956年短篇小说选集》撰写序言,序言的题目竟然是《激情和艺术特色》!大声疾呼:“不能充分保证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宽阔而自由地发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堡垒也不能最后地、彻底地被冲垮。”所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坛依旧反右倾、一步步走进死胡同的时刻,侯金镜写成《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作家们看到了希望。文章写道:“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当时那样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这样开明地衡文论道,实属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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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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