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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 许纪霖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经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也在“五四”一周年的时候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张灏先生曾经分析过,五四运动具有复杂的两歧性取向,既有民族主义的关怀,也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二者之间有复杂的吊诡关系。五四运动固然有爱国主义的面相,但“五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妨重返历史现场,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语境之中详加考察。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只有王朝与天下,并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遂萌发民族国家意识。近代的国家,有对内与对外两个面相。对内相对于个人(国民),对外相对于世界。有意思的是,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在近代中国是同时诞生的。
  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斯宾塞为代表的英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卢梭、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为典范的欧陆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虽然各自侧重的重心一在个人、一在集体,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皆将国家看做是个体与整体紧密相联系的有机体。比起西方的影响,晚清的国家观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日本思想史专家松本三之介说,明治时代的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家精神。明治精神虽然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的区别,但二者都把国民与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高度一体化的整体。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影响,无论是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国民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将国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国家与国民乃一个钱币之两面,互为表里。
  晚清的国家观念,按照梁启超、杨度的说法,也是一种“世界的国家”。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不再是那个以天命、天道、天理为中心的儒家德性秩序的天下,而是一个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以力为中心的、生存竞争的物理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这个新世界的整体图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就在这种分外冷酷的世界氛围中产生。传统的天下,充满了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是王朝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尺度,而支配现代世界的最高法则,则是去价值、去理想的生存竞争,它被理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公理。中国要图强,首先要摆脱天下大同的传统乌托邦,成为“世界的国家”,即适应这一以力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危亡局势之下,晚清社会掀起了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民教育的狂潮。从一八九五年到民国初年,那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狂飙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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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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