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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 许纪霖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经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也在“五四”一周年的时候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张灏先生曾经分析过,五四运动具有复杂的两歧性取向,既有民族主义的关怀,也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二者之间有复杂的吊诡关系。五四运动固然有爱国主义的面相,但“五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妨重返历史现场,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语境之中详加考察。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只有王朝与天下,并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遂萌发民族国家意识。近代的国家,有对内与对外两个面相。对内相对于个人(国民),对外相对于世界。有意思的是,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在近代中国是同时诞生的。
  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斯宾塞为代表的英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卢梭、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为典范的欧陆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虽然各自侧重的重心一在个人、一在集体,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皆将国家看做是个体与整体紧密相联系的有机体。比起西方的影响,晚清的国家观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日本思想史专家松本三之介说,明治时代的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家精神。明治精神虽然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的区别,但二者都把国民与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高度一体化的整体。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影响,无论是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国民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将国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国家与国民乃一个钱币之两面,互为表里。
  晚清的国家观念,按照梁启超、杨度的说法,也是一种“世界的国家”。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不再是那个以天命、天道、天理为中心的儒家德性秩序的天下,而是一个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以力为中心的、生存竞争的物理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这个新世界的整体图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就在这种分外冷酷的世界氛围中产生。传统的天下,充满了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是王朝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尺度,而支配现代世界的最高法则,则是去价值、去理想的生存竞争,它被理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公理。中国要图强,首先要摆脱天下大同的传统乌托邦,成为“世界的国家”,即适应这一以力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危亡局势之下,晚清社会掀起了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民教育的狂潮。从一八九五年到民国初年,那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狂飙年代。
  到了民国初年,思想界的风气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年的国家主义狂潮,虽然打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却不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个人为国家的牺牲,换来的是袁世凯为称帝而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最早对爱国心提出质疑的,是陈独秀一九一四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区别了中国人与欧美人爱国的不同方式:中国人将国家视为社稷,爱国与忠君同义。欧美人视国家为保障人民权利、共谋幸福之团体。陈独秀发出激烈之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章士钊评论说:“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读者来信中痛斥陈独秀是“不知爱国”的狂徒,但不久袁世凯卖国消息传出,盲目爱国之弊为其不幸而言中,舆论遂发生转变。连清末民初鼓吹国家主义最力的梁启超,也开始自我忏悔,“痛定罪言”,检讨国民盲目爱国、与袁世凯当局共患难的惨痛教训:“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浸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
  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狂飙不同,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虽然在晚清与国家一起诞生,但晚清的个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概念的时候,国家有机体论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国民与国家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而变成了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圣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历史之物,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一种为保护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流行,成为新的主流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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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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