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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之镜


□ 柳 扬

最初读《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以下简称《武梁祠),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生的时候。十余年后,当时那种耳目一新、心窍洞开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又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雷文森图书奖,被公认为西方研究早期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经典范例。
对于当初为什么选择研究武梁祠这个问题,巫鸿自己说是当时美国的中国美术史学界搞早期青铜器、玉器及书画的人较多,而汉代画像艺术是个相对冷清的领域;虽然也有些人在做,但深度不够;另外,武梁祠作为一个有趣的个案可以让他在方法论上做一番反省。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当时学术界已经开始流行新的风气,不满足以往美术史只关注青铜器和书画之类的贵族艺术,一部分学人将触角伸到非精英的艺术领域中去;而过去流行一时的形式主义分析法、对风格发展的关注也已经不能应付更广阔的视野;美术史和其他学科的界限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显,较新的研究往往始于艺术品是一种文化事件的假定,是将艺术置于历史之中又就艺术去讨论历史的做法;通过对特定的艺术现象的考察,最终要上升到对物质文化的把握。就汉画像艺术研究而言,也有人开始从以往流行的图像学探索转向对其社会和政治意味的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分析。巫鸿的《武梁祠》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除此之外,巫鸿感兴趣的还有对围绕武梁祠所做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反思。这本书是作者从其博士论文发展而来,行文结构中还能看出学位论文的严谨和规范:首先回顾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保存历史,以及十八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们尝试着利用祠堂建筑遗存配置复原祠堂的历史。有意思的是,他也追溯另一个历史,一个围绕着武氏祠、有自己的生命、不断发展的学术的传统:他在第二章重构了自宋代至二十世纪初中外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对武氏墓地遗存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挑剔前辈学人的不足,为进一步的讨论做出铺垫。
武梁祠是巫鸿近年来一直关注的“礼仪美术”(Ritual Art)研究中最精致的一个个案。他之所以提出“礼仪美术”而非“宗教美术”,并不仅仅是因为前者语义更精确,涵盖面更广——它包括新石器时代至后汉的陶、玉和青铜礼器、墓葬艺术以及佛、道教滥觞期的美术——由此区别魏晋以来的所谓“艺术家的艺术”,更重要的是,用“礼仪美术”这个界说,巫鸿试图解构宋代以来古物学家对古代遗存所做的分类和思维定势,从而将关注点重新拉回到古代美术品的原始功能、意义和环境上来,把艺术放到它原来的自然形态及社会政治背景中进行解读,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更进一步的,通过“礼仪美术”的视角探讨这些由无名工匠创造、反映集体文化意识而非个人艺术想象的艺术传统,他要从根本上调整传统的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
在《武梁祠》中,巫鸿建立起一个重要的论点,即武梁祠体现了汉代儒家的思想,是早期儒家艺术的一个杰出例子。中国美术史有一大半可以说是宗教美术史。与佛教艺术和道教艺术的学术成就相比较,对艺术中的儒家思想观念的讨论非常罕见。我们所惯听的是,道家和佛教那种超凡脱尘的自由思想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相比之下,儒家作为知性的、理性的意识形态,其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往往被置放于相反的位置。但是武梁祠的艺术成就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一件深思熟虑的设计、反映儒家政治思想的艺术作品,它是知性的、理性的和“超然的”儒家思想作用的成果,然而这并没有减弱它的创造性、艺术感染力。儒家礼仪的领域——看似抵制创造性和限制艺术的个性,实际上对艺术的发展所起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常被称道的佛道教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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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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