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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铁是怎样炼成的——自己的故事


□ 许子东

  许子东,男,学者。曾下乡,当工人.上大学,考研,留学,教书,在凤凰台“锵锵三人行”做嘉宾,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郁达夫新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等学术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将出版“许子东讲稿”三卷:《郁迭夫·张爱玲·香港文学》,《重读“文革”》,《越界言论》。

  这一卷《越界言论》,编辑部要我写一些类似自述或自传文字。虽然在三十年代,不少作家三四十岁就编《全集》写“自述”,但今天人们普遍谦虚,同样三十岁仍觉得是“80后”,仍觉得是新人。即使过了天命之年,亦不好意思写“自述”。我的折衷办法,就是写一些零星琐碎的“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有意义,也不能保证这些故事有趣,甚至也不敢说我能写出全部的事实。我只能说,至少下面我所讲的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1.“七二一”

  若干年前的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全民都要上街游行庆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最新指示很口语化,说明真是口头表达的。就像今天有些最主要的文件,有很多“搞”字一样。

  这段最新指示的潜台词,一是当时可能有人主张从此就不办大学,主席不赞成;二是主席认为理工科比文科重要。现在无论干部选拔,大学管理,院士制度设置乃至求职市场,都确实是理工科压倒文科,看来“七二一指示精神”代代相传。

  第二年(1977年),我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七二一大学”。

  学校位于上海西南角桂林公园附近,原是工科大专。所谓“七二一大学”,实际上是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入学以后,有三件事麻烦。一是要恶补中学数学、物理。严格说,我当时只受过小学教育,曾在乡下自习初中代数,同学发现我会三角函数,但不知sin,cos怎么发音(因为没在课堂上学过,从没有老师教过)。现在一下子要读微积分、基础物理等,几个月内极辛苦。,但读书怎么也比不上拉盘条钢丝辛苦,一个学期以后,我的成绩已在班上前十名(电气自动化专业共五十名学员,均来自上海各钢铁厂)。

  二是初次碰到自己不喜欢的干部。以前在乡村工厂,尧毛仔也好,廖书记也好,倪师傅也好,从来没有个人爱憎。到学校后,反而很讨厌一个姓黄的矮矮的政治辅导员。不知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还讨厌。逼我们早起跑步,这没关系,但为什么非要说这是改造世界观呢?起不了床就是世界观有问题?有同学晚上返校迟了,大门紧闭,只好翻墙。被揭发后(居然有“卧底”揭发).几乎全年级“批斗”,至于吗?后来才知,黄辅导员原是某厂门房,多年来一直在不同学校当工宣队,之后就不肯回厂里。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人在工农中,没有人说你是工农,也没有人同情或轻视你。到了大学机关上层建筑里面,“工农”(尤其是“工人”、“无产阶级”)才成为一种符号。既然索绪尔语言学告诉我们“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是依据上下文历史语境的。因此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权力符号与这群人生存状态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必然的。即使在今天,农民工,弱势群体云云,其实际具体的社会存在是一回事,抽象的网络政治话语又是另一回事。

  这时我想,还好我做过农民和工人,否则,真要被“话语”捆绑了。

  第三件烦恼事是在我就读“七二一大学”不久.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了。我打听了一下,说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次我填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还有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高考的地方就在沪宁路桥旁的一个中学,正是我作为红小兵去长风公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条路旁,上钢八厂轧钢车间也在附近.,记得考试前我坐在操场一角,看着很多考生还在念念有词作最后的复习,我却一点也不紧张。想想张铁生、李庆霖、赛诗会,等等,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今天香港学生谈会考变色,内地很多人在批评高考制度,但在我来说,当年能参加高考是一种幸福。如果照福柯深刻的理论,医院、监狱和学校结构相同,考试等于申请入狱,那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确就如鲁迅所言, “想做奴隶而不得”。

  成绩倒也不错,应该可以被录取。但就在这时,我的“七二一大学”升格改名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属于大专。既然已是大专生,自然没资格再参加高考。这是我第二次想考华师大但又以失败告终。

  同学们却为升格高兴,宝山钢铁厂正在兴建,我们毕业后很可能先要去日本进修。班上大概只有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我的成绩在第二年上升到大约前五名,但我只有一半精力在读“电气自动化”,另一半时间在做别的梦。说到成绩,也不必太骄傲。因为学校设备陈旧,两个人一张桌子,考试时难免互通有无,很多时候成绩是teamwork的结果。老师也管不了。记得有一次考电工原理,有道占15分的大题,经过复杂演算后我的结果是“-5”,但身边孔同学却是“+5”。一时犹豫便通过身后团委书记小陆向再后一排的“权威”郑某请教,等待许久,回答上来是“+5”。这时坐在我们前面的袁姓同学(性格极可爱,不知何故平时随口能报出食品店各种糖果饼干的价格,也不在乎大家笑他),早早完卷了,却迟疑着不肯交,反复检查,生怕出错。他原算出是“-5”,见到我们的情报,皱着眉头犹豫再三,最后也改了。交卷出去后,在教室门口碰到了之前最先交卷的班长(他的成绩总是最好),然后我们只听到袁同学在门外走廊上一连串大骂“扯哪!扯哪!扯哪!”(沪语F字粗口)我们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全都改成“-5”。结果这门课,我们的成绩都不错,全寝室里只有袁同学最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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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2011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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