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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泥巴墙的画家


□ 周 博

  一九二七年春,时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的林风眠,仿效巴黎的沙龙筹办了一次大规模的艺术活动“北京艺术大会”。受“五四”精神的感染,林风眠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 等口号。显然,美术界的斗士们认为,艺术也要像文学那样“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去启迪民众、救亡图存。在这个令文艺青年们血脉贲张的氛围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住在北京的另一位画家正准备去一个比“十字街头”还远的地方——农村,和一群抱有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起,协助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做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这个人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早的前身北京美术学校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郑锦。
  郑锦(一八八三——一九五九),字裳,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市)。十三岁时随姊东渡日本,曾入读华侨在横滨创办的大同学校,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并从此奠定了师生情谊。梁启超后来在天津为他写的《郑裳画引》(一九一五)中就以“生”相称。根据日本学者鹤田武良编的《中国近代美术大事年表》(一九九七),郑锦在一九一一年从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毕业后,又入学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一九一四年毕业回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郑锦受命筹备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一九一八年,该校正式成立,郑锦被任命为校长。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国立的、教育部直属的艺术专科学校,它的建立意义重大。郑锦为筹建这所学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北洋政府教育部当时为什么委任郑锦为校长,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我想,多年留日、正规的学历背景以及梁启超的门生可能都是重要原因(梁启超写的《郑裳画引》其实就是一封推荐信。文中称赞郑锦的绘画境界高妙,合乎宋、元家法,希望他到京之后能够得到传统深厚的北京文化界和高层的认可)。不过,作为美术学校的校长,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宽广的学术修养当然是首先要具备的。
  作为画家,郑锦尤善工笔人物和花鸟,在日本留学时,他的作品就曾入选文部省主办的第七回美术展览会(一九一三),这是日本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全国美展,而郑锦很可能是第一个入选该展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那些注重画面构成、线条婉转、设色雅丽的作品也为民初的北京画坛带来了一股新风。显然,日本当时一些名画家对他颇有影响。例如明治时代的京都画家今尾景年(一八四五——一九二四)绘制的《景年花鸟画谱》(一八九二)就是郑锦常备的参考。这使一些画家、学者对其艺术作品评价不高,潘天寿就曾说郑锦等人的作品“略带欧西风味,全为抄自日本者”。但平心而论,这类看法恐多为文人意气和门派之见的产物。郑锦的绘画的确有日本的影响,早期作品尤为明显,但归国后的创作则是在追摹唐宋工笔绘画传统的同时努力探求中国画的新途径、新样貌,说他全是抄袭日本画,实在有失公允。应该说,他的艺术成就,还有待史家做更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在学术上,郑锦对于绘画的思考也兼容并蓄,他关于绘画前途的考虑是在比较中西差异的基础上主张融合创新,“取各国之所成,补向来之所短”。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偏于传统和秀美一格,但是对其他艺术旨趣的理解和接受却一点都不褊狭。京师学务局内的学术讲演会曾刊行过一本郑锦的讲演录《西洋新派绘画》(另见《绘学杂志》,第一期,一九二○年六月),其中,郑锦系统地介绍了印象派以来包括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和野性派等在内的西方美术新潮的线索,并对各派艺术的特点逐一做了简要、准确的说明。能做到这一点的国画家在当时是极为少有的,由此也可见出他眼界开阔、学理通达。
  学校建立之后,以培育美术师资、实用美术人才和提倡美育为办学目的,在郑锦领导下,学校增设系科、延揽师资,逐步走上正轨,并于一九二二年改名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不过,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混乱背景下,学校的发展道路可谓崎岖坎坷。尤其是欠薪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起就日益突出,到了一九二二年夏秋之际,不光是国立艺专,全北京的八所国立大学都因直系主政的北洋政府对教育经费长达半年的积欠而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包括郑锦在内,以蔡元培为首八位校长以联名请辞相逼才获得了两三个月的教育经费。在这艰难困苦之际,国立艺专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愈演愈烈,其中有校务方面的,比如学生因教学和就业而对学校的不满,也有门派之间的,如教员之中“留欧”背景与“留日”背景之间的矛盾,国画中又有“国粹派”与“调和派”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九二三年的学潮中最终搅在了一起,使情况更趋复杂。这一年,俄国和清政府签订的大连、旅顺的租借合约到期,而日本在日俄战争得胜后继承了俄国的租借权又不想还。于是,长期以来压抑在中国人心头的反日情绪又一次爆发。这种情绪自然也迅速延伸到了美术教育界和学生中间。部分学生和教员闹起了学潮,反对有留日背景的郑锦。郑锦开始时也不甘示弱,革退了不少学生反对者的学籍。
  可以想见,作为艺专的创始人,郑锦当时处境极为尴尬,他心中一定热爱这所他白手起家创办的学校,作为校长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留日背景和多年累积的人事矛盾则始终绕不开众人的口舌。在混乱中僵持一段时间之后,郑锦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正式辞职。从此,他不仅淡出了北京的美术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现代美术史风云变幻的舞台。我想,晏阳初很有可能就是在郑锦辞职后赋闲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去找他的。在《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九四六)一文中,晏阳初这样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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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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