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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治.大治


□ 王云缦

  读《权与法》的随想
  
  读了话剧剧本《权与法》(见《剧本》一九七九年第十期),我很赞赏作者邢益勋的敏感和勇气。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但是,人们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严峻的事实:大乱十年,灾祸严重,流毒深广,积重难返。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些问题还和建国后法制不够健全、不够完备有关。如今,正当我们的党和亿万人民开始在为重新建立、健全、巩固法制进行坚强斗争的时刻,《权与法》这一作品及时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确实足以说明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
  一个剧作者,仅仅有对生活的敏感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把它写出来,很快地和读者见面,那还需要作者以及有关方面(如刊物编者、演出团体)很大的勇气。这三年多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尽管“四人帮”的严冬时代已告结束,而正如现实生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一样,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我参加了几次文艺创作问题座谈会,不少同志又议论到了文艺真实性的问题,认为虚假性、粉饰现实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我感到:文艺的真实性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说真话,抒真情,表达人民的心声。要真正作到这一点,那就需要站在党的、革命的、人民的立场,向种种敌对的或错误的现象进行揭露斗争。这样做,自然要担风险,冒危险,以至受压制,遭打击,但是,我想到:只要是真正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有胆略,有卓见的作者,那就会有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勇气为人民说话,为党的利益呐喊。《权与法》的可贵,恰恰在于她为广大人民群众说出了一些真心话。
  说真话,抒真情,又是多么艰难的事。
  《权与法》把批判的锋芒,针对着一个“市委书记”、“重新上台的老干部”——曹达。仅这一点,也许就会使有的人认为是“大逆不道”了,也可能会使一些神经衰弱的人们“心惊胆战”。实际上,剧本中的这位“功劳不小”、“革命了几十年”的曹达,早已在手中准备了一根根打人的棍子,他这样警告揭发者丁牧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出发。”“党不是抽象的。至少,我领导着党的一级组织。”请看:似乎他曹达就是“党的化身”,他就代表党,谁要批评他,揭露他,那无疑是“反党”、“反领导”、“反革命”。对照现实,曹达的这种口吻和腔调,人们多年以来不是已经很熟悉了吗?不是领教得够多了吗?
  我们进一步看到,《权与法》正是通过曹达这个人物形象,尖锐地接触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一名党的较高级干部,当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时,要不要绳之以法,严肃处理?要不要对他进行法律制裁?围绕着这一点,在各种人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复杂曲折的斗争。
  我一边读剧本,一边也联想起建国初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党历来是有严格的纪律的,是有决心按照法制办事的,因此,当有两名较高级干部已经堕落成为严重的贪污罪犯时,社会主义法律就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制裁。这是很得人心的,也使许多人们初步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只是到了后来,由于我们的法制受到了种种干扰和破坏,“以权代法”、“有权有法”一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些“特权人物”便渐渐成为“无法可管”、“有法难管”的“官老爷”。自然,在这类人物中,情况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公然违法,蔑视国法,属于敌对性质;有的是认识模糊,不懂法制,属于教育问题。而到了“四人帮”时期,“公、检、法”统统被砸烂,社会主义法制已不起任何作用。“四人帮”的一句屁话,即刻成了不可更改的“法律”,上自元帅、政治局委员,下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统统变成“全面专政”的对象。“四人帮”一伙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破坏、大颠倒,和我们在建国后社会主义法制还很不完备的情况,自然也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只是从三十年来在法制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乃至《权与法》里所反映的现实情况,都使我们痛定思痛,深深感到法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行”的情况确实是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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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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