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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说“陈凯歌的意义”


□ 张志忠

  关于《无极》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下称《馒头》)的纷争,一时间曾经占领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给人们的茶余饭后增添了许多谈资和笑料,而今似乎已经悄然远逝——在每天都有新的娱乐新闻竞相争夺人们的眼球的喧嚣嘈杂中,昨天还风云激荡,今天就已风流云散。尽管说,我也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过这个话题,却未做更多的深入梳理。蒋原伦的《胡戈的意义》(《读书》二○○七年第九期),可以说是学院派对这一事件的一次认真阐述,注重研究问题的学理性和评价的客观性,这引发了我的思索,也受到挡不住的诱惑,要与蒋原伦和更多的读者来讨论陈凯歌与“胡戈的意义”了。
  要想讨论胡戈,首先要从陈凯歌说起。阐明了陈凯歌的意义,才能说到胡戈的意义。在我看来,陈凯歌与胡戈的对决,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时代差异。胡戈这样的年轻人是在电脑和网络游戏、无厘头和周星驰、都市消费和找乐中,在“娱乐至死”的现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他随心所欲,任性而为(在胡戈的博客里,他就抱怨说,人们只注意他做《馒头》,他更想炫耀的是自己的轮滑水准,还把他在上海夜景下轮滑炫技、驰骋于街头的照片贴上去),以潇洒和超脱的身姿,令人欣赏其机智和幽默。以至于蒋原伦采用最高级的赞叹词,“今天无论怎样来估价胡戈的意义都不为过”。
  相对而言,属于“红卫兵—知青”一代的陈凯歌活得可就没有这般轻松了。“文革”爆发之时,陈凯歌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而高干子弟云集的男四中,正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最疯狂的中学之一。非“红五类”的陈凯歌在学校属于边缘人,却也不甘被运动所抛弃,由此造成的最大童年创伤是他曾经参加对父亲的批判。陈凯歌的父亲、著名电影导演陈怀皑,在“文革”的第一个浪潮中就被揪斗。某一天,北影厂的人召开对他父亲的批斗会。陈凯歌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斥责并推搡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行为那个年代非常常见,但是陈凯歌对这个细节刻骨铭心,在他后来的记忆当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也成为他进行自我反省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一推让他“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少年凯歌》,72页)。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的童年—少年时期的心灵扭曲和创伤记忆还不止于此,他讲到幼儿园时期参加的全民消灭麻雀的行动,讲到看到一个行将庾毙的老乞丐时的漠然无视,讲到一向高度自尊的满族奶奶(他们家的保姆)在饥饿年代为了偷吃本该属于两个孩子的一碗面条而向母亲下跪认错的屈辱感,讲到自己在“文革”中出手殴打一个并没有得到确证的“小流氓”时的复杂感受——上述种种,都是那个年月中屡见不鲜的事情,在当年那样狂暴的社会氛围中,陈凯歌的所作所为并不多么血腥,以他当年的理解力,也大可原谅。难得的是,在后来的漫长时期里,这些往事日渐发酵,对忠诚与背叛、恐惧与仇恨、童年既往与现实困境、外在情境与个人责任的思辨和追索,成为陈凯歌思想和艺术创作的核心动机。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当灾难重来的时候,总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来的呢?我觉得面对民族出现的任何重大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应当有勇气站出来承当自己的一份责任,如果都去指责别人的过错,标榜自己的无辜,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有希望。(《少年凯歌》)
  在《少年凯歌》的序言里,陈凯歌讲,“尽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这种对自我灵魂的审判和拷问,不但执著和持久,还带着陈凯歌特定的心灵标志:从娃娃讲起。《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中,儿时的往事,少年的约定,青春的成长,都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霸王别姬》中,陈蝶衣念念不忘的就是少年学戏时对师父关爷的承诺,献身艺术,从一而终,要和师哥段小楼在舞台上,把“好玩意儿”演出来、传下去,少一天、少一个时辰都不行。这样的承诺,是在少不更事的时候做出的,可是,一旦做出选择,就须终生无悔。陈蝶衣的痴迷到了人戏不分、艺术和生活不分、舞台上和舞台下不分的地步,在戏剧艺术上臻于至善至美,在现实中却把自己逼进了非常不堪的感情泥潭。二十世纪中国的多灾多难,成为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超强压力,一定要将这种以命相许的“兄弟情谊”(这个词是我仿照“姐妹情谊”生造的)毁灭给人看。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艺术合作,磕磕碰碰,在被日本占领者囚禁、国民党军队砸场子等生死关头,都经受住了艰难的考验,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但是,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先是段小楼背弃了程蝶衣,在舞台上和另一个虞姬进行合作,陷程蝶衣于孤寂绝望之中;后来是“文革”爆发,逼迫他们互相揭发,两个人经不住压力,最后在恐惧中精神崩溃。段小楼最先撑不住,开始挤牙膏似地揭发程蝶衣,避重就轻,应付差事,孰料,第一块石头的滚落,演化为一场大雪崩,一步一步,越来越血淋淋,越来越直指要害。于是程蝶衣在自己的溃灭中,心有不甘,回首又来揭露菊仙的妓女出身,揭露菊仙的“反动阶级本质”。加之段小楼为了自保,宣称他不爱菊仙,导致菊仙的自缢身亡。在电影《霸王别姬》的开篇里面,程、段两个人在“文革”结束之后重新装扮起来登台。有一个画外音,可能是看舞台或拉大幕的还是管灯光的,在跟他们对话,说您二位多少年没在一起演戏了,段小楼说二十年,程蝶衣纠正他说二十二年了。程蝶衣追求一种精确,或者说他对于两个人这么多年,不见面、不同台铭刻在心。那个声音又跟他们讲,都过去了,过去都是“四人帮”闹的,现在好了,雨过天晴,时代又重新走上了正轨,好日子在后头。可是,程蝶衣却不依不饶,直言道:是咱们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步田地的,并且他最终以自刎谢罪,承担起背叛承诺、自相残杀的历史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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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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