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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说“陈凯歌的意义”


□ 张志忠

  关于《无极》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下称《馒头》)的纷争,一时间曾经占领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给人们的茶余饭后增添了许多谈资和笑料,而今似乎已经悄然远逝——在每天都有新的娱乐新闻竞相争夺人们的眼球的喧嚣嘈杂中,昨天还风云激荡,今天就已风流云散。尽管说,我也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过这个话题,却未做更多的深入梳理。蒋原伦的《胡戈的意义》(《读书》二○○七年第九期),可以说是学院派对这一事件的一次认真阐述,注重研究问题的学理性和评价的客观性,这引发了我的思索,也受到挡不住的诱惑,要与蒋原伦和更多的读者来讨论陈凯歌与“胡戈的意义”了。
  要想讨论胡戈,首先要从陈凯歌说起。阐明了陈凯歌的意义,才能说到胡戈的意义。在我看来,陈凯歌与胡戈的对决,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时代差异。胡戈这样的年轻人是在电脑和网络游戏、无厘头和周星驰、都市消费和找乐中,在“娱乐至死”的现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他随心所欲,任性而为(在胡戈的博客里,他就抱怨说,人们只注意他做《馒头》,他更想炫耀的是自己的轮滑水准,还把他在上海夜景下轮滑炫技、驰骋于街头的照片贴上去),以潇洒和超脱的身姿,令人欣赏其机智和幽默。以至于蒋原伦采用最高级的赞叹词,“今天无论怎样来估价胡戈的意义都不为过”。
  相对而言,属于“红卫兵—知青”一代的陈凯歌活得可就没有这般轻松了。“文革”爆发之时,陈凯歌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而高干子弟云集的男四中,正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最疯狂的中学之一。非“红五类”的陈凯歌在学校属于边缘人,却也不甘被运动所抛弃,由此造成的最大童年创伤是他曾经参加对父亲的批判。陈凯歌的父亲、著名电影导演陈怀皑,在“文革”的第一个浪潮中就被揪斗。某一天,北影厂的人召开对他父亲的批斗会。陈凯歌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斥责并推搡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行为那个年代非常常见,但是陈凯歌对这个细节刻骨铭心,在他后来的记忆当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也成为他进行自我反省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一推让他“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少年凯歌》,72页)。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的童年—少年时期的心灵扭曲和创伤记忆还不止于此,他讲到幼儿园时期参加的全民消灭麻雀的行动,讲到看到一个行将庾毙的老乞丐时的漠然无视,讲到一向高度自尊的满族奶奶(他们家的保姆)在饥饿年代为了偷吃本该属于两个孩子的一碗面条而向母亲下跪认错的屈辱感,讲到自己在“文革”中出手殴打一个并没有得到确证的“小流氓”时的复杂感受——上述种种,都是那个年月中屡见不鲜的事情,在当年那样狂暴的社会氛围中,陈凯歌的所作所为并不多么血腥,以他当年的理解力,也大可原谅。难得的是,在后来的漫长时期里,这些往事日渐发酵,对忠诚与背叛、恐惧与仇恨、童年既往与现实困境、外在情境与个人责任的思辨和追索,成为陈凯歌思想和艺术创作的核心动机。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当灾难重来的时候,总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来的呢?我觉得面对民族出现的任何重大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应当有勇气站出来承当自己的一份责任,如果都去指责别人的过错,标榜自己的无辜,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有希望。(《少年凯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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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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