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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是我的良师益友


□ 余源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我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后来又留系工作至今。我是在一种特殊境域中对《学术月刊》产生好感的。我出身于知识分子世家,报考哲学系则出自对文科的偏爱。当时我们班上绝大部分都是调干生,在年龄上我属于“小弟弟”。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大家都发愤学习,没有想到,第二年就赶上“反右”斗争。在一次讨论中.我发言认为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加上在培养目标辩论中,我主张培养专家,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为此,我受到严厉的批判。只是因为班上已经揪出了三个“右派”分子,完成了指标,加上自己年龄小,我才逃过这一劫。但也因此陷入苦闷,并怀疑我对哲学——这一门倡导思考和辩论之学问——的选择是否错了。
  正当彷徨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阅览室读到胡曲园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1957年3月号上的《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一文。当时胡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虽然当时我还不能完全读懂,但文章的基本观点给与我震撼性的感受。胡先生写道:“如果我们单只抱着‘现实的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旧的东西消灭,新的东西产生’这一简单的教条,那就很有可能,在现实的斗争之中,把认识上的矛盾,扩大成为阶级对立,进而把阶级对立扩大成为政治阴谋,最后走上扩大肃反的道路。”先生进而又写道:如果不用辩证观点看问题,“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就往往会带来忽视民主的缺陷,要求权力集中就会带来权力集中的缺陷,强调个人威信就会把自己送入个人专断的绝境”。在那时特定的心境下,我为先生深刻而大胆的直言而感动。正是从这篇文章,我接触到胡老的人格和哲学思想,并对《学术月刊》发生好感,觉得这确实是一本值得拜读的杂志。后来我报考了胡老的研究生,始终以先生为学习榜样,《学术月刊》也一直伴我读书和研究。
  胡老曾以张居正的名言“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勉励学生,搞学术研究就是要勤于思维、求是求真。我以《学术月刊》为伴的理由,就是因为,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好文章,而且大多具有“学术性”,确实起到了良师益友的作用。1956年以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大环境下,《学术月刊》还是努力体现学术为本,这就很不容易。与当时许多政治化语言的“批判”文章不同,《学术月刊》上的一些文章,总是透出一种“学者”气息,敢于思考、敢于怀疑、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争鸣,而且具有知识性、学理性,因而给人以启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9—1960年,李平心先生在杂志上连续发表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明确提出要从质与量的矛盾统一出发确定生产力的性质,应当是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总和,不应当把生产关系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动力,还需要从生产力内部探索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有远见的。读《学术月刊》上发表的这一类文章,培养了我理论研究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受益于《学术月刊》,也为她的发展作出了一份努力。主要是在“文革”结束后,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尽管这对于构成《学术月刊》发展的整体“合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尤其是1997年5月号上,发表了我与张雄等四位关于“经济哲学”的文章,后来又被《新华文摘》转载,这对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开展产生了比较好的推动作用。回忆悠悠五十年来,复旦大学哲学系与《学术月刊》的缘份确实很深。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等宗师已经仙逝,《学术月刊》留下了他们的思想遗产;《学术月刊》见证了刘放桐、潘富恩、黄颂杰和我等人的学术生涯,又为俞吾金、吴晓明、陈学明、张庆熊等中青年学者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平台。仅从这一个侧面,《学术月刊》也反映了我国学术队伍的成长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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