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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迷茫六十秋


退休以后,我几乎有意与文学绝缘了,既不回想往事,也不看文艺书籍。年纪大了,眼力也不好,读写都比较费力,渐渐地家中连纸笔都难见到,更不用说书本。有时候还怀疑是不是当过编辑。现在记忆力更差,过去的事一片模糊,就像破碎的古董。对于以前的事,我只能简单讲讲。
  我是山西五台东冶镇人,生于1925年。父亲陈继曾,也算是个读书人,在1930年代毕业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现在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毕业之后,经人介绍他去了潞安府(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市)当过三年督学,以此谋生。“七七事变”前夕,他失业回到家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在本镇小学教过两年书,不久就病故了。从此家境日渐没落。他去世时我只有九岁。我在村里念完高小,1938年日本人占领镇子之后,我失学在家,但是我愿意读书,一直在家中看些书,直到1944年考入进山中学,才得以继续在学校里学习。
  进山中学是1924年阎锡山创办的,这个学校当时录取分数要比其他中学高。由于是公费制学校,不光不交学费,连食宿、课本、衣服、纸张笔墨也均由学校供给。我读书的时候,校长是赵宗复,他是旧社会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现在你们对这个名字已经很陌生了,但在当时,他的名气很大,曾是山西赫赫有名的第二号人物)的儿子,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解放后任太原工学院的校长。他出身豪门,却背叛家庭,献身革命,长期坚持地下工作。在进山中学任校长期间,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爱国师生,在他的影响下,不少进步同学都奔赴解放区。我在校期间印象最深的,是每周全校师生的集会上,他口才极佳的演讲,教导我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要我们做积极改进派,绝不当同流合污派等等。但那时没有过直接接触,和他的交往是我在《火花》任编辑期间。记得有一次他到编辑部来找我,想为他儿子借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集》,我从资料室借出书之后,他就问我近来看什么书。其时我办公桌上正放着一本爱伦-坡的《解冻》。我指着它说,这是内部发行的书,文联给我们发了购买内部书籍的卡,持卡可以到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买书。他翻看了一下,说,我拿回去看看。送他出门时发现他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的。后来我常常到他家送书闲话。
  我1947年中学毕业之后,学校就改为自费制了。我家境贫寒,想要继续念书,实在是读不起了,为此十分苦闷。我们的一个教外国地理的老师,名叫李叔荫,他平时在学校的时候,就很照顾我,对我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公费制改为自费之后,眼看我失学在即,他就找到我,给我出主意。他说,在教员休息室里,教员们谈起来,对你的成绩人品印象都不错,我们在一起想了一下,觉得你可以去考山西大学。这是公立大学,待遇要比太原的小职员好得多。我说我怎么能考得上?英语语文我大概还可以一碰,但是数学恐怕就难倒我了,三角没学过,解析几何也没学过,根本一点都不会。他说,你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一下,实在不行那就碰一下,看能不能考上。考上,你也就有了出路了,考不上,再想其他办法。
  但是我没有高中肄业证书,怎么报名考大学?正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巧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早年曾是某私立中学的校长,这个学校,在“七七事变”前早已停办了,但是学校的证件档案还在,于是他们帮我做了个肄业证书。我就拿着这个证书顺利地报了名,参加了考试。我是1947年6月参加的考试,之前复习准备了一两个月,我觉得效果不是很理想。尽管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考上大学,但是真的没有太大的奢望,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不料张榜后我的名次虽然在后,却真的考上了。到9月份注册的时候,露馅了,肄业证书上的那个人,按年月推算一下,也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我仅二十出头,怎么看也不像是四十岁的人。注册的老师就怀疑我了。没有办法,只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告诉他自己的困难,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那位老师说,你这个情况不好办,不过我给你想个办法,要不你先上个先修班,上一年就可以转成正式的学生了。那个先修班,也就等于预科,是自费的。虽然只用交一年的学费,我还是负担不起,所以对上大学也就不抱希望了,回来又找到我的老师,把情况说了一下,再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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