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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


□ 段从学

  从学术传统之承传与开拓的角度看,叶舒宪等学人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实践,融文史哲为一体的知识视野,考订和阐释并重的方法,与1920年代以后逐渐定型的现代学科制度和学术旨趣相去甚远,反而最接近清末民初的“国学”传统。事实上,叶氏及其学术同人,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以“三重证据法”超越传统国学研究的目标,并对其学理依据做了自觉的阐释和规约。正如闻一多当年率先引入神话传说与民俗材料,以“三重证据法”来研究《诗经》和上古神话时的遭遇一样,“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实践,虽然在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但“国学”界的反应,却大多停留在具体结论和枝节问题上,未能意识到“三重证据法”范式创新和学术转型的可能。
  1920年代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现代学科制度的确立,新学术的领军人物胡适把传统的考据学标举为现代科学方法,倡导以清代汉学的看家本领“整理国故”,并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著述,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时候,作为现代“国学”传统的开创者之一的章太炎,却对此提出了批评,直言胡适“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以至对墨子失之武断,于《庄子》亦有。断章取义的所为”,割裂和误解了《庄子》的本意。章氏认为,以考辨真伪为目标的训诂和考据学,可作研究经学和史学的基本方法,但对研究先秦诸子的学说而言,却远远不够。诸子著述,多重在发明义理,而非陈事实,故此考订名物,仅仅是治诸子的准备性工作,远不足以升堂入室,穷尽诸子学说。章氏治《庄子》,就是先从朴学开始,“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亦或集采诸家”,发而为《庄子解故》一书。但此书只不过是在小学范围内,解决了《庄子》的音义疑难问题,《庄子》的玄言哲理,“微言幼眇,别为述义,非《解故》所具也。”最后援引佛学唯识宗和西哲康德的视域,阐释《庄子》的玄言妙旨,著成“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方才抵达其“朴学稽之于古,而玄理验之于心”的理想学术境界。但是,“国故”挡不住“新潮”,章太炎的批评虽然对胡适本人的治学思路有所影响,却未能从整体上改变当时的学风。援引西方学术分科制度剪裁中国文化,以现代科学手段为共同研究方法的取向,主导了1920年代以降的现代中国学术,章太炎等人的“国学”研究,逐渐淡出了以现代大学为核心阵地的学术共同体。以至闻一多1940年代援引神话材料研究《楚辞》和先秦文学,试图在考订真伪以“知其然”的科学视野之外,以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发掘其“所以然”的精神因素时,重复的其实还是章氏早年批评清代汉学的意见。
  叶舒宪等人倡导的“三重证据法”,就是承袭闻一多、郭沫若等“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新材料来‘以今证古”的学术实践,在清代朴学的文字材料和近代考古实物材料这“二重证据”之外,自觉地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第三重”证据,试图打破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和学科制度,以跨文化的眼光和跨学科的视野,为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化开创新范式的努力。而叶氏本人的《庄子的文化解析》(以下简称《解析》)一书,无论是个案的选取,还是以诠释古人为重心的学术思路,均与章太炎早年倡导的“国学”,构成了历史的呼应。
  胡适一代学人援引西方学术分科制度,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开启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背后。包含着西方现代学术的两个基本预设。第一,世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通过对部分的认识和了解,最后获得完整的知识。第二,以现代自然科学为范式的科学方法,是认识这个可分割的世界的共同方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前者意味着世界成为了与认识主体相对的图像,后者则意味着无限丰富多样的世界,被强行设定成了某种特定研究方法所能把握的对象,“现代科学在对特定对象领域的筹划中建立自身,同时也使自身个别化。这种筹划是在相应的、受严格性保证的方法中展开自身的”。通俗地说,前者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和控制世界的态度,后者则是一种把人类所能认识的世界,认定为世界本身的僭越和遮蔽。
  回头来看《庄子》,这两个预设恰好颇成问题。中央之帝混沌因他者善意的强行划分,“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无疑是对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组成部分的现代认识论的巨大讽刺。而对人类可以假借理性的力量,认识世界本来面目的信念的批判,更是《庄子》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更重要的是,正如《解析》指出的那样,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庄子》秉承的是万物平等的物道主义价值观,一种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不同的思想。叶氏的《解析》,首先把《庄子》置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避免了现代学术分科及其科学方法对《庄子》的强行分割。在此基础上,叶舒宪一方面继承清代考据之学的传统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着讲”,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在后现代视域中,悬置先在成见,把《庄子》当作一种与阐释者完全不同的差异性存在来对待,从神话思维的基本规律和模式人手,循《庄子》自身的内在逻辑“贴着讲”。职是之故,从对《庄子》神话思维方式的整体把握,到“卮言”与“内篇”结构的整体性分析,从破译混沌和壶子原型,到揭示《庄子》四段式循环结构,乃至发掘子祀、子舆、子犁、子来等形象符号的深层象征意蕴,破解“七”、“十九”等神秘数字等等,《解析》均能承续中外学人的文脉,整合不同学科成果,还原《庄子》与其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文化信息的共时性关联。或阐明前人已有所领悟的体验,或自出机杼,独创新说,在“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中,做出合情人理的解释,充分展示了“三重证据法”的学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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