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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的天与地


□ 何 平 吴冠平


吴:我知道你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归到类型里去,但在你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许多不变的东西,我想这些可能就是你喜欢的故事元素和讲故事的方式。比如神秘感、传奇性,这些故事都没有什么历史依据,但也许有一些历史寓意在里面。
何:我是一个很随意的人。我的每一部片子都不是完全按照剧本走的,大部分都是在剪辑台上完成最后的叙事。有些反映出来的效果都是偶然的,不是刻意而为。我也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很少用文学的方式去思维,我更注重的是拿到一个视觉素材,把这些素材先理顺,这是一个习惯。我不愿意去拍一个固定的、凝固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故事不要有太多的限制,故事的年代也不必太明确。中国的历史文化太悠久了,你弄的太具体了,反而说不清楚。历史上的很多地名都改了,比如说现在的西安,在唐朝的时候叫京都,我要说京都观众都不知道在哪儿!所以说历史上的东西你要把它具体到一个非常真实的程度,反而对今天的观众接受起来有障碍。
吴:所以你根本就不想说清楚护送佛舍利子到长安这件事在历史上到底是多么重要,也不想靠它形成影片叙事的主要冲突。
何:你觉得护送一个什么东西对现代的观众重要吗?现在的观众觉得那些不重要!这就看你从文化的角度说还是从简单的护送角度说。如果从文化角度说,实际上这是故意为之的,它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的忽视。这些人为什么要捍卫这样一个文化精神?其实这是影片最根本的地方。但这是从人文角度讲这个故事。而佛舍利对现代观众有那么重要吗?在生活中有多少人和佛教有关系?作为一部商业电影,我希望大家在看的过程中有感受是最好的,不需要看完之后去搞清楚什么,感受是不需要言传的。
吴:你为一种精神找了一个好看的外壳?
何:就是一个壳,这个故事的现代性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新的学科诞生了,包括生命学科、能量的学科。我们过去总说我们会感觉到一些能量,我们看不到的,这个戏就让你看到了,你说精神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觉形态?往往大家说看不到,但在这部影片中让你看到了。
吴:佛光?
何:佛光只是一个名词,其实所有的东西,包括片子里的“水”都是有承诺的。可能这种东西在过去的华语电影里面很少有。比如说最开始山洞里面的佛光和后面的不一样,山洞里的佛光没有金属般的音响质感,它是比较美丽的。而最后的佛光是带有金属声,所以佛光也有情感,有它的形象和生命,这些都是叙事的一部分。
吴: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这部片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进山洞之前和山洞之后。进山洞之前有点像西部片,一个正义者和一个罪犯在一路上如何进行较量;而进入山洞以后,佛光第一次出现之后,整部影片的中心任务似乎发生了逆转……
何: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特点就在于所有人对自己的行为和目的都是不明白的。用传统的方式讲故事应当是:有一个任务,要护送什么东西去哪里,一路上就是展开这么一个过程,这件事的意义和目的在过程中逐渐得到阐述。但我要讲的是一个奇迹和捍卫奇迹的故事。那些人并没有觉得这对帝国可能有什么贡献,随着两个人物面对境遇的变化,背后的故事就渐渐地展开了,然后因为这个事件的进入,又有一些新的人物进来,但参加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们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和对于事件的认知,这个故事就是小人物在不自觉中创造了历史。我觉得整部戏反映的就是这个,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其实观众对生活中的奇迹是有期盼的,这是一个自觉的对奇迹的反应,而不是对历史的行为。我们的观众对电影的要求不是一个成熟的电影消费国家欣赏电影的心态,这里无是非,是文化使然。
吴:中国观众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
何:观众觉得自己满足就满足了,不满足就骂街,这就是我们欣赏文化和艺术的集体心态。但我需要考虑一个电影的叙事重点,这个故事能不能讲给全世界的观众听,不仅仅是讲给中国观众听。好莱坞就是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把美国人的故事讲给全世界人听。我们过去只是把我们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自己听,别人就听不懂了。其实这就是失败。我觉得这部电影首先是以视觉设计为中心的,这是过去内地电影少有的。过去是把事件放在第一位,包括现在的年轻观众,仍然用传统的方式去思考电影。比如说,从人物出发可能有很多的结尾,比如说王学圻那个角色是不是最后可以反戈一击,姜文和中井贵一最后怎么怎么样了,那都是非常普遍的、传统的。可以那样编排,但焕发不出来灿烂的东西。这部影片为什么进入山洞后出现奇迹,最后这个奇迹要出来收场的。所以像这样的东西,过去中国电影没有,传统的经验一定是走人物路线。
吴:是啊,对立双方都功夫了得,假如不按类型成规拍,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何:永远可以拍下去,追多远都行,夺宝护宝就是这么一个结构,结构顶到头,必须有奇迹出来。而且这个东西有个特性,它是视觉的。我通过《天地英雄》发现,我们的观众对中国导演的要求基本上喜欢用传统的方式来讲故事。比如说这部片子要是美国人拍的,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多的疑问。对我来讲,中国观众只是我影片观众的一部分,中国的观影人数你算一下,才多少啊!加上流动人口,北京有1700万人,而戏院才有30多家,算上二流戏院70多家。按发达国家标准,平均8000人口一块银幕,北京应当有2125块银幕,现在才有多少?不到300块。这就是中国的电影消费市场,它怎么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制作,所以我尽量要国际化,因为这个市场承受不了影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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