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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中南海逻辑学问题座谈会


□ 黄顺基

  50年前,王方名同志和我以“求实”的笔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对当时逻辑学问题讨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质疑,毛泽东主席看到后,于1957年4月11日邀请了学术界老前辈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周谷城、郑昕、费孝通和我们两人座谈,这在中国逻辑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今天纪念这件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章的写作背景和过程
  
  1956年,我们党总结了苏联李森科事件给科学发展造成严重挫折的教训,提出了“双百方针”,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当时,国内正展开了一场逻辑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受到苏联1951年逻辑问题讨论的影响。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一文中写道:“要完全清除形式逻辑中的中世纪经院哲学”。这突出表现在两点上:
  1.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苏联逻辑学界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形而上学的批判:a=a是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它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中都是不适用的。但是,“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 
  2.形式逻辑的推理,只管形式正确,不管内容真实,这是康德的形式主义的逻辑。它把形式与内容割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形式与内容是彼此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在我国的逻辑讨论中,以北京师范大学马特教授为代表,持苏联的观点,以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为代表的持不同的观点。
  王方名和我的文章,就是对苏联观点的质疑。
  毛泽东历来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要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在艺术与科学发展问题上,如何贯彻“双百方针”,不受苏联观点的束缚,这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质疑”文章受到了他的重视。
  座谈时,毛主席的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句是: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很难呀!
  另一句是: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 这是用餐时,服务员斟上红葡萄酒,毛主席举杯风趣地说的。在座谈时,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学术争论说: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等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呢?在学术争论中,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嘛,何必互相扣帽子,弄得如此紧张!
  我们这篇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当时我们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的想法,但应该说是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以来,一直强调的学风是:一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问题;二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问题。
  当时,我和王方名都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号红二楼三层,彼此来往比较方便,对逻辑问题,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最后商量决定,各方争论得如此激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联的观点,不宜正面表达我们的看法,用质疑的方式比较稳妥。
  这篇文章是怎样到毛泽东手中的呢?
  这和我们学校所处的地位很有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建国初期是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地。《教学与研究》是校刊,在当时是权威的、最有影响的思想理论阵地。毛主席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繁忙工作中,十分关心思想理论战线的动态。据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讲,毛主席经常夜读国内各种报刊杂志,其中《教学与研究》是必读的,每期都送到毛主席的床边。当他看到关于“质疑”的文章后,让康生打电话给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胡锡奎,要接见王方名和我。毛泽东的接见是极高的荣誉,更何况我当时年轻,刚30出头,是一个无名小卒,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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