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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与北门书屋


□ 王吟青

  公朴先生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和邹韬奋等筹办《生活日报》,和艾思奇一起编辑《读书生活》半月刊,后来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以后改称读书出版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武汉和沈钧儒创办《全民周刊》,不久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刊,出版《全民抗战》。四十年代初,公朴先生到云南,在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为西南大后方进步文化事业服务,一直到他为民主而献身的那天,才停止了工作。
  读书出版社作为三联书店的组成单位之一至今仍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群众所熟知,而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在抗战的西南大后方,不过短短的三、四年,知道它的人就不多了。
  今年春季,我因公出差到了阔别三十三年的昆明。当天,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北门街,街口的那棵大树更加郁郁苍苍,通向北门街的碎石小路使我倍感亲切。我找到了北门书屋的旧址和对面我们编辑部的小楼,房子是依然如故。如今,书店已经变了粮店。我看到接连不断的市民去买粮食,我想起当年,每天也是不断的人们来到这里买书,有的站上一两个钟头阅读。求知的人们如饥似渴,我们供应他们的是精神的粮食。
  记得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我到昆明不久,去看望公朴先生。他到昆明也不到一年,但是在青年群众当中已经打开了局面。公朴先生帮助青年们组织读书会、举办各种专题座谈会、青年问题演讲会,以及出壁报、油印《职业青年》刊物等等。在他的周围总是有一群群的青年人,朝气勃勃,热气腾腾。
  公朴先生告诉我,昆明的青年,特别是职业青年,迫切地要求学习,要求阅读进步书刊,但是在西南大后方不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对一些进步书店、报刊,反动当局还横加迫害和摧残。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均已勒令关闭,书报邮寄控制极严,人们缺乏精神食粮,受着饥饿和愚昧的威胁。公朴先生气愤地说,这是出版战线上的一场生死搏斗,我们要斗下去,就要自己开书店,自己办出版社,开辟自己的阵地。
  我们计划第一步先把书店开起来,第二步再办出版社。这个计划得到了周围朋友们的支持。
  这一年的十二月,公朴先生全家搬到了北门街,住了楼上两间房。楼下是一间临街的店铺,我们做了两个竹制的书架,用床板铺了个案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在年底打开了门面,书店开张了。因为位于北门街,因而定名为北门书屋。
  公朴先生是个穷书生,我是个穷学生,旧社会没有钱是很难办事的。但是,只要你有个真诚为人民做点好事的愿望,就会得到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援。
  书店的房子是昆明商会会长李琢先生的房产,他听说公朴先生要办书店,就从住房那一天起不收一文租金。我们的同行如上海杂志公司、华侨书店、进修出版社、康宁书店等,供给我们大批的书刊,出售以后按四六或三七成结算,售不出去可如数退回。远道的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为了支援我们,舍近求远地跑来购书。特别是进步人士和地下党的同志们给我们的帮助更多。当时滇南开远一带驻扎的云南部队,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负责,那里素有“小解放区”之称。延安抗大来的某营营长朱家壁同志,他是个带枪的文人,经常来书店买书,在滇南地区给我们打开销路。云南建水一带也是我们地下党开辟的地区,当地建民中学负责人方仲伯同志,从延安和公朴先生就在一起,在他的帮助下,建水一带也是我们书店的畅销区。有了这些支援,北门书屋才站稳了第一步。公朴先生接着就筹办出版社,又大胆的迈出了第二步。
  第二步走的道路就更加艰难了。办出版社不但需要有一笔资金周转,也要有作家们的合作,还要有印刷厂作为后援。这些条件在昆明是很有限的。因此,公朴先生和重庆的出版界很快地挂上了钩。重庆在蒋介石直接的反动统治之下,所处的环境更加险恶。但是进步的事业是压不垮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被封闭了,但实力并未溃散,很快地就成立了三联书店,是我们北门出版社最有力的后援。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提的是,当时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和对外文化联络社的盛舜同志,他们是北门出版社驻重庆的义务代理人,他们协助北门出版社作了大量的工作,北门出版社能够存在并得以发展,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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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0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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