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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家学 传统——论潘公凯的理论思考与艺术探索


□ 薛永年

  本文从家学、传统与时代的关系角度,研究思考潘公凯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反思近现代以来中国画和中国美术发展的经验,试图从中寻求文化建设的启示。
  潘公凯是20世纪中国画大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潘天寿之子,是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学者和画家,还是先后执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两所重要美术学府的美术教育家。他一直坚持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念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在新时期以来的美术变革中,围绕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和独到的系统见解,不但对美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成为他主持美术学院教育改革、学科建设的理论策略,同时也推动了他高格调的中国画创作。
  
  一、“85新潮”中的“绿色绘画”观及其他
  
  潘公凯闻名于世,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美术界也在反思历史经验,引进西方文化,不断突破禁区,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围绕西方现代艺术、新中国主流美术观念和中国画传统,新的观点不断提出,热烈的争论此起彼伏。开始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形式决定内容”和“抽象美”,后来争论最激烈的是“自我表现”,接着出现了“85美术新潮”,有了“中国画到了穷途末日”、“把中国画作为一个保留画种”之说,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随即展开。如果说“形式决定内容”、“抽象美”和“自我表现”的提倡,还在挣脱非艺术因素对艺术的束缚、深入探讨艺术规律的话,那么“末日”说和“保留画种”说,便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新时期的艺术发展,要不要放弃民族艺术传统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
  “末日”说和“保留画种”说,认为中国画的历史已经终结,发展也好,创新也好,全然没有意义。对于这一主张,赞成者有之,认为是观念更新,是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必然,“以西代中”、“以西化中”才是中国艺术的出路,实际上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立场看待中国画;反对者更有之,认为事实证明中国画仍在发展,中国画一直在“洋为中用”,“末日”说是全盘西化的表现,实际上是用新时期以前的新观念对待中国画。很少有人以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从学理上论述中国美术如何走向现代,但潘公凯发表的《绿色绘画的略想》①,恰是在从学理上论述中国画可以持续发展,有力地反驳了盲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末日”说。从此,他被“末日”说的追随者称为“保守派的新代表”。
  潘公凯并不保守,他只是不赞成放弃民族立场的论调。当时他已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并且着手整理其父潘天寿的遗著。通过反思百年来中国画的争论,总结历史经验,他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争论,表面是传统中国画能否适应现代需要、是传统与现代之争,深层看则是如何对待中西两种文化及其关系。基于此,他既不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研究中国艺术,也不是离开中国文化传统和中西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绘画,既不是仅从艺术观念上观照,也不是专在语言形式上比较,而是通过分析中西文化的生成环境,中西艺术深层的文化心理差异,着眼于艺术作为精神生活的方式,从文化精神上的差异与互补看待两大绘画体系的关系与未来,着重阐发了20世纪以来被实用理性淡化了的体现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中国画写意传统的普遍意义。因此这篇论文既有逻辑严密的理论架构,更带有打通历史与未来的中国绘画发展战略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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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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