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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感言


□ 刘岳兵

  一
  
  中国是世界上记述和研究日本最早的国家,如果从陈寿所著《魏志·倭人传》算起,至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山海经》中有关“倭”的记载开始,得有两千多年了吧。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我们记述和研究日本的成果和其他外国史相比多一些,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我们对这些庞大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初步的整理。比如早在一九九一年创刊了《中国日本学年鉴》,“介绍了我国建国四十年来国内学者研究日本学的各方面可喜成果”。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详细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人事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该书收目达三万余条,字数约三百万,为“上起先秦,下迄一九九三年三月,囊括两千余年来国人及部分外籍学者研究日情况的目录汇编”。而且还附有书名和文章篇名索引。其意义,的确如张香山的题词所言:“《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的出版,对中国日本学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在此之前,香港学者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也是一项值得庆贺的基础性业绩。李玉、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二○○○、二○○一年)则力图从理论上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为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提供依据”。这种问题意识的提倡,当然可喜。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邹有恒就强调要“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将“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远大目标(《实事求是, 联系实际, 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但是二十年之后,一般知识界对日本史研究的评价是什么呢?
  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南方周末》发表一网友《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的质疑,说:
  我很赞同该多了解日本,但如何了解呢?了解一个国家就要知道它的过去。但除了戴季陶、周作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等有关日本的著作,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为什么日本能出现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那样的汉学大师,而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难道我们就只能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日剧,去了解一个有着深厚底蕴且不断变化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永远只能知道“邻居”的电器和樱花,而不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
  这里至少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虽然收录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第二,现在一般国民了解日本,基本上是“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日剧”,媒体和文艺作品远远比一般的日本学著作受大众欢迎。第三,和日本出现许多汉学大师相比,“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中国当代日本研究的失望情绪,这与研究者自身希望中国“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王金林:《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其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日本研究》二○○○年第一期)的高标准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虽然不可否认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但是向国民普及外国史知识、提高和增进民众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外国史研究者也责无旁贷。对日本尤其如此。因为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屈辱,使我们对日本的理解增加了许多情绪性的障碍,而政治形势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今天的研究者有责任提供雅俗共赏的精品,理性地弄清楚日本的历史、搞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网友的呼声提示我们,日本史研究著作的普及性和公信度,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且不论怎样才能称为“泰斗”,“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这一质疑反映了公众对日本史研究者的一种迫切期待。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日本史研究者的状况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奠基者那里,日本史研究不过是他们整个学术研究中的“余技”。如周一良,他的“本业”是魏晋南北朝史,五卷本的《周一良集》中,“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只占其中的一卷(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朱谦之是思想家,学术上中国哲学史是其“本业”,十卷本的《朱谦之文集》中,其《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和《日本哲学史》(收入《朱谦之文集》第八、九卷,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所占还不到两卷。而一些人物,或者由于侧重于政治活动,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著作。后来,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专门日本机构的建立,我国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日本史研究专家。但是十年的政治运动,浩劫了他们的青春,也延缓了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的步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还只有小学生水平,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已经可以令日本的日本史研究知名学者刮目相看了(参见王金林上述论文)。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他们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现在大多年逾古稀,有些人仍然笔耕不辍,他们所构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业绩,现在也还不能从总体上突破和超越。而“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严格的学院式的学术训练的新生代日本史研究者,他们中许多人在求学时代就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是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他们的学术基础和环境都要远远优越于前辈。如果他们甘愿沉潜一二十年不受各种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在基本的史料解读和系统的资料建设上痛下功夫的话,或许能够在他们的下一代中培养出理想的“泰斗”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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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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