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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史学中的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


□ 于 沛

  编者按: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集,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思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系列反思第三辑以“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为主题,邀请多位专家就有关问题发表高论,期望以此引导学界正确认识后现代主义对当下史学研究的影响,增强中国学者的学术辨别能力,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于 沛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今天虽已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但要概括回答“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仍是一件难事。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70年代末、80年代初.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J.F.利奥塔(J.F.Lyotard)等,将西方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讨论上升到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高度。他们在批判现代主义( modernism)的基础上形成后现代主义哲学,扩大了后现代主义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初,已可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最初因其理论充斥着大量抽象、武断与晦涩的概念,而不屑一顾,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外史坛的咄咄逼人,特别是一些人公开提出“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将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史学的出路寄希望于“后现代主义”等,我们就不能继续失语,不予理会了。

  近年,一些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挑战,不断深化对所谓“后现代史学”的认识。笔者不揣肤浅,仅就“后现代主义与历史认识”略陈管见,主题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自信,在与“后现代史学”的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理论。

  一、从后现代思潮到“后现代史学”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美术界在批判印象主义画派时,最早使用了“后现代”(postmodern)概念,一般认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F. W. Nietzsche)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源头。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叛逆思想以及他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1919年,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给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加上式样不同的山羊胡子以示与传统“决裂”,形象地宣示了后现代主义精神。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或挑战,有一渐进的过程。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发生影响的关键一步,是对语言在历史叙事建构中所起作用方式的分析。这一步是因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20世纪初提出的理论而实现的。索绪尔将语言区分为共时性的语言和历时性的语言。语言是某一言语群体(speech community)中的主体在言语行为中积累下来的“存储的宝库”组成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包括“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把语言看成是由(作为听觉因素的)‘能指’和(作为他所指称的概念的)‘所指’构成的符号链条的研究途径,使历史学家能够摆脱将历史描述的客体解释为外在于语言,有待于运用言辞进行系统陈述的做法。”索绪尔首先提出在语言形成过程中意指行为的任意性。20世纪50年代末,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列维一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和拉康(JacquesLacan)等,赞扬他的理论有革命性的意义。德里达提出“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的理论,即与索绪尔有关。“解构主义”是一种文本阅读模式,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

  在论及“后现代史学”的发展,即史学的“后现代转向”( postmodern turn)时,除作为广阔的背景要述及“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外,在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中,多涉及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年鉴学派是“后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或重要事件。1947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完成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与西方传统史学分道扬镳的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不仅仅探求“个人规模的历史”是如何发生的,而是探究“群体和集团史……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探究“人与他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该书不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而首先是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其次是社会人口和社会经济形态,最后才以这些为基础,来阐述政治、军事史。他提出历史研究中的短促迅速与动荡的“短时段”、节奏缓慢的“中时段”和几乎静止的“长时段”概念。《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问世后,遭到一些名家的批评,布罗代尔对此并不予理会。1966年,这部著作再版时,虽有大量的增补和改写,但其理论与方法及基本内容没有本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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