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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编辑这一期的《读书》时,别斯兰中学人质劫持的惨剧刚刚结束;也就在同时,莫斯科国立青年艺术剧院来到北京演出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导演在阐述这部剧作时说:这部写于作者生命晚年的戏剧“折射出强烈的生的欲望”。走投无路的情境越发体现了人的炽烈的要求,但“在这部戏剧里,没有人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别人”。在契诃夫的时代,当没落的贵族不得不离开樱桃园的时候,斧头砍伐樱桃树的声音曾经震颤了多少人的心。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这句台词中的诀别和期待,连同契诃夫剧作中的那种“诗意的潜流”,展现的是怎样一种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信念!不用说别斯兰那样的惨剧了,就是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乱七八糟、生机勃勃”的时代,我们还会像契诃夫那样坦然地说出“你好,新生活!”那样的语句吗?在天桥剧场的三楼,一位编剧问道:经历了两次大战的血腥,目睹着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和暴力,我们的心还会再为这砍伐樱桃树的斧头之声而颤动吗?
  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与生活的热情和艺术的感受力密切相关的问题。但契诃夫的意义也许正在这里:在灰暗的生活中,一股深藏在人物活动背后的潜流在奔涌,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诗意,一种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一种对人及其无法确定的命运的关怀,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
  林兆华导演几年前曾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读书》为此发表了余华、童道明等撰写的评论。这个用“等待”的主题拼接起来的作品,把旧俄时代的情绪与对人生的高度的哲学概括综合在一种精致的形式之中。我还记得有一天在人艺门口偶遇林导演,他兴奋地告诉我,那一期的《读书》出版之后,他收到了许多没有看过戏的读者的来信。契诃夫是现代中国戏剧传统的一个内在要素——从曹禺的《日出》、尤其是《北京人》,到五十年代北京人艺对斯坦尼传统的全面的继承,再到林兆华的《三姐妹·等待戈多》,契诃夫要素以差异极大、取向各异的方式在中国戏剧中表达自身。林兆华的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契诃夫情结,一种通过对契诃夫的诠释来重建自己与这个戏剧传统的关系的激情,这是我在讨论《三姐妹·等待戈多》的时候终于意识到的。因此,去年秋天他来电话邀请《读书》参与他和国家话剧院发起的契诃夫戏剧节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奇怪。
  在这次题为“永远的契诃夫”的戏剧节中,国家话剧院的《普拉东诺夫》和俄罗斯国立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是两部力图接近契诃夫原作和情绪的作品。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充满了内在的嘲讽和喜剧性而又饱含着内在的同情,诗意的潜流在宛如散文般推进的叙事中展开。“这个戏是美妙的,它有着花的一切娇美。折断了茎,花便枯萎了,花的芬芳也消失了。只有在导演和美术家挖掘深入得足以到达那隐藏着戏的主要神经的人类精神宝库时,戏与角色才会有生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语)这两部戏都要求导演和舞台设计创造出一种情绪,让演员沉浸在一种寂静的美之中完成他们的角色塑造。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新形式的实验之后,这种庄重、平淡的叙述和沉思的调子本身显示了一种勇气和反思的态度,而观众对于这种庄重和平淡的叙述的认可表明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心灵颤动的能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卡美尔剧院的《安魂曲》,这是一个根据契诃夫的三个故事改编而成的作品,一个关于死亡的寓言。演员的精湛表演,让一个抽象的寓言式故事充满了最为真切的现实感;那些舞台上由人扮演的房子、月亮和马车既像是仪式性的表现,又像是故事的最为内在和真实的道具。简洁的叙事、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残酷的幽默和深刻的悲悯贯穿着整个戏剧表演的始终。在实验性话剧日渐陷于危机境地的时代,这部戏不但赢得了观众,而且也让我们对戏剧形式的开放性和可能性重新燃起了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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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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