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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 史铁生 安 妮


安妮:从文化革命末期最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经过速度快的变化。您认为这些变化的突出特征怎么样?
史:根据关注点的不同,我看中国的文学可分为三类。一是对生命(或生活)存有疑问,视写作为对生命价值的探问与寻求,对生活的匡正,这可以说是面对灵魂的写作。二是对社会的不公存有义愤,以写作来针砭时弊、申张正义,是面对社会的写作。三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写作,或曰满足大众的娱乐。当然还有文化革命中、乃至文化革命前的那种“奉命文学”。这些都被(或都曾被)称为文学。文革之后的二十几年来,“奉命文学”事实上已日趋衰微,第一类虽在成长但并未壮大,第二类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如火如荼的好像是第三类。
安妮:在这种情况下,您看您自己创作怎样?
史:我从二十岁就被束缚在轮椅上,绝大多数的时光是在四壁之间度过,这样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问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即向我索要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处境和这样的疑问,对于我大约是终身制了,无可逃避。这是我所以写作的根本原因。
安妮: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进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作家们又可以评价并探索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审美,哲学因素。这是否是一种当代创作的启发来源?您自己怎么进行与往时的对话?哲学领域大概对您特别显出诱惑力,是不是?
史:开放以来,写作有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思想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封闭在一时一地。回顾历史,环望四周,与古人和异域的沟通都是可能的了。这当然丰富、拓宽了中国作家的思想和眼界。但我想,任何时代,写作的根本都是一个,即人之与生俱来的困境。自由惟使人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在文学不得不“奉命”的时代,文学曾踌躇满志,以为一旦自由理当人定胜天,但尘埃落定这才看见,人的困境其实是永恒的,这才是写作之不尽的源头。
自由不能不是一种理想,但局限总是现实。人不能不仰望天空,但那正是因为人站在地上。这是困境,但不是绝望。正因这永恒的距离,生命才有了享用不尽的过程,人才有了追求精神价值的永不枯竭的源头,也才有了写作。加谬的“西绪福斯的欢乐”是否也是这个意思?所谓天堂,我以为就是这样的过程。惟对视实利为目的者,是绝境。这样的写作,必然会与往时对话。或者说,惟这样的态度,才是与往时、与他者、与自己、与空冥、与神祗对话的根据。于是就难免对哲学有兴趣,虽然我对哲学知之甚少。

安妮:对您来看,做当代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写作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否与时代有联系?
史:我想,上帝给人出的是一个永恒的题目,亘古至今从未改变。时代的更迭,惟变化了题面,比如说:茅屋变成了高楼,短刀改成了炸弹,飞机代替了马车,促膝而谈演变成网上聊天,喁喁私语做成了电视节目,以及森林变成了荒地,草原变成了沙漠,等等。但还是那句话:人的困境和人的向往并未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不能不仰望天空,以及不能不仍然是站在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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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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