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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携手 再铸辉煌


□ 王清雷 王福生
2009年10月24至28日,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区联合主办,由《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无锡市鸿山遗址博物馆协办。开幕式上正式成立了“东亚音乐考古学会”,该学会的成立是21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在本届研讨会上,共有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德国和中国的近五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29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主要围绕中国青铜时代音乐考古和中、韩、日三国及东亚其他国家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等几个议题展开。
  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是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的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群,曾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发掘中,人们发现了一些以往似曾相识而又不甚了解的音乐文物。《鸿山乐器五说》(王子初)一文旁征博引,运用“两重证据法”分五个方面对其做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考察与研究:(1)越系圆钟说。文章对发掘者定名为“悬铃”的形如覆钵的乐器进行了考辨,建议将这种非中原系统的、越民族所特有的圆形腔体的青铜编钟命名为“越系圆编钟”,简称“越系圆钟”。(2)乐器缶说。鸿山越墓出土的3件较为完整的缶,是此类形制缶的首次发现,也是确认先秦作为乐器缶的依据。鸿山缶的出土,首次解决了聚讼两千多年的乐器缶的名实问题,也是中国乐器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3)环首钲说。对于鸿山墓地出土的一种仿青铜钟类乐器,以往一般称之为“钲”,鸿山发掘者名之为“丁宁”。对于鸿山墓地出土的这种乐器,作者建议约定从众,仍可沿用旧称。有鉴于无锡鸿山所出之钲以柄端设纽为最显著的形制特征,建议可名之为“环首钲”。(4)无枚编镈说。鸿山越墓还出土了一批无枚编镈,《鸿山越墓发掘报告》称之为“振铎”。观此所谓“振铎”,名称不能从以往文献中得到验证,而其器型显然就是钟类乐器中的镈。鸿山出土的编镈和所谓的“振铎”,它们之间仅有纹饰的区别,即最大的区别为有枚和无枚,实为同种乐器的两个型或式。(5)句耀与编鑃说。句鑃一般由大小有序的7-13件组合使用,音律也自成编列,并有架子插植,执桴击奏,所以应称为“编句鑃”。“编句镏”属于吴越文化系统,也是先秦越族的一种最具地域特色的音乐文物。鸿山墓葬群中最大的邱承墩墓出土的单件句鑃达29件,老虎墩和万家坟出土句鑃均为23件。鸿山出土的句鑃,同样应该视作为编句鑃。大致推测,邱承墩墓出土的29件可能为3-4组成套的编句鑃;老虎墩和万家坟出土的句鑃可能为2-3组成套的编句鑃。每组的件数也有差参,可能根据音律的实际需要有所调整。文章最后特别指出,鸿山越墓中所见大批编钟和编磬,反映了在战国“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中原的乐悬制度对地处南国的越民族有着重大的影响。鸿山一次出土了数量达四百余件的越国乐器,这在中国音乐考古史上是空前的。不容置疑,鸿山的音乐考古发现,是研究战国时期越国所奉行的乐悬制度的重要依据,也是进一步探索先秦越国音乐史的可信的实物史料。鸿山的音乐考古发现,带来了打破先秦音乐史困顿于“中原一统天下”旧有格局的先机,对于填补中国先秦音乐史中越国、越族和越文化方面的空白,乃至对研究中国乐器史方面都有重大学术意义。
  三十多年前,湖北曾侯乙墓的发掘震惊了世界。《疑自曾侯墓,问出曾侯钟——曾侯乙墓音乐文化遗存及其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李幼平)一文对这一重大音乐考古发现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三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围绕曾侯乙墓出土的音乐文化遗存展开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综合性、整体地关注曾侯乙墓音乐文化遗存的成果并不十分突出,从音乐艺术学科属性的角度、从表演艺术音乐音响实验的角度所取得的成果也远不能使人感到满足。文中特别指出,编钟是曾侯乙墓最有代表的音乐文物之一,但是学术界仅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它之上是十分不够的,或者说是很不全面的。如果我们综合观察曾侯乙墓所有出土文物,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音乐文化,而且还能更有效地评价曾侯乙编钟。《一套亦或数套乎?——曾侯乙编钟编制问题之我见》(王洪军)对曾侯乙编钟的编制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辨析后认为,曾侯乙墓下葬编钟件数经历了48件至64件的变化,64件钟是有意选定而并非随意凑成。进而认为,西周建立并严格执行的等级森严之礼乐制度虽已崩溃,但青铜礼乐器的组合仍反映出清晰的等级序列。如果我们把“套”的一般含义定为若干有关的事物组成的体系,那么从乐器的角度来看,中、下层钟与上层钟的不同均,中层一组、二组音列的完全重复、不同组编钟形制上的明显差异等等现象,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曾侯乙墓出土的64件编钟并非是一套编钟,也即乙生前不可能以如此面貌的一套编钟演奏音乐;但从下葬青铜编钟礼的属性来看,主葬者将乙生前用过的数套钟拼凑集中置于一架,以与同墓之鼎、簋——象征着宴享的礼器在规格上保持统一,我们又有理由相信其确为一套编钟。而《曾侯乙墓十弦琴弦轸调弦方法考辨》(李光明)则在全面研究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也取得了有意义的突破。该文认为,十弦琴弦库中发现的四个保存完好的弦轸,说明曾侯乙十弦琴用弦轸改变弦的张力是十弦琴调音定弦的方法之一。由于十弦琴没有史料记载,出土时弦轸是散落在弦库中,弦轸上也没有任何弦的残迹,要确知十弦琴弦轸使用或改变弦张力的机械方法,只能依据对其结构的观察,以及与历史上类似弦乐器弦轸定弦的机械原理的对照来进行推测。经过对十弦琴及弦轸情形观察,有学者认为十弦琴弦轸与古琴弦轸有明显的相似性,但由于弦轸的外径与弦眼之间的距离所差无几,弦轸间不像古琴那样的弦轸之间有足以容纳手指的空间,所以推断十弦琴不能像古琴那样用手指拧转弦轸调弦,而必须借助旋柄才能拧转弦轸调弦。旋柄调弦的推断对十弦琴以及琴类乐器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推动。通过参照十弦琴弦轸出土的情形、可能的排列分布方式、弦轸构造和外形可能具有的功能的综合观察、分析,李文以为十弦琴弦轸是可以直接用手指操纵的,不需要使用如旋柄一类的附加配件。根据曾侯乙墓发掘报告中的形制和尺寸仿制的十弦琴弦轸以及模拟性操作试验,也显示十弦琴弦轸有便于徒手旋拧的特点。此外,十弦琴弦轸所用的调弦方法,应该是与古琴相同的绞绳式调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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