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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与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


□ 朱首献

  内容提要: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科学主义主导着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的学术言路、精神内核、价值维度和话语模式,在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提供新的话语支持、发掘学术增长点的同时,也给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留下了迄今为止也无法超越的学术瓶颈。作为文学史家构筑的一个历史场域,文学史离不开著者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科学主义只会给中国文学史观带来以科学的名义拒绝科学的扦格。
  
  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价值归宿,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浪潮,中国学术领域掀起一股以进化论和实证精神为理念的科学主义冲击波,正值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也未能幸免。科学主义主导着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的学术言路、精神内核、价值维度和话语模式,并由此催生了一个以科学主义为标识的中国文学史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普遍将文学史研究混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并坚信依靠科学主义的方法,可以描绘出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国文学史。科学主义在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提供新的话语支持、发掘学术增长点的同时,也给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留下了迄今为止也无法超越的学术瓶颈。
  
  一
  
  晚清以降,西学日昌,时人“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上自朝廷要员,下至文入学士,渴望救亡图存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在痛“吾国之不国”、“吾学之不学”的无奈中,都将西方的科学主义视为救赎中国走出危卵之境的“诺亚方舟”。“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严复的这个判断颇能引起时人的共鸣。1902年“壬寅学制”实施,1904年“癸卯学制”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1909年新式教育体系确立,这连锁的政府行为将晚清教育改革导向深入,在体制层面保障了科学主义的中国旅程。新式教育,新的面孔,“科学成了学校的一个科目”,科学主义升腾为近代中国教育的灵魂。这种唯科学是从的教育“急行军”让一度力主“废科举兴学校”的康有为也措手不及,他转而斥责新式学校“师欧媚美”,“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但康氏的斥责充其量表达的也只是一部分晚清学人的怀旧情愫,于逆转近世中国教育的转型则几乎无补。新式学校依旧我行我素,“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内容如此,形式继之,学校的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晚清教育改革曾提出过“远法三代,近取泰西”的口号,但在实际操作中,“远法三代”显然“过于遥远过于模糊”,基本悬空,剩下的只有“近取泰西”。这样一来,学术分科,课程设置,讲义编写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借助教育先行,科学主义由“器”到“学”,继而为“道”,成为流传于近世中国学人之中的学术理念和研究通则,被推演至各个学科。晚近,顾颉刚在回顾清季学人将科学主义向其他学科领域推演的原因时说道:“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辄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这个分析颇有见地,清末学人将科学主义向其他学科领域推演的目的就是希望假其整饬中国学问,建构中国学术之“科学统系”。这样一来。破除家学壁垒、投诚科学主义就成了晚清学人心底的纠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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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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