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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朝代与一个民族


□ 王 勇

谈到渊源有自的回族史,作为中华民族之一族,其相对系统而自觉的民族史著述,迟迟到了现代才开始陆续出现。在古代中国,各朝各代历史讲述的话语权,本来就把握在作为官方的统治者手中。而回族在历史上与诸多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相比,就有着这样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他不少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建立过与中央王朝有联系的地方政权,但回族在其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大多都是在中国的底层世界里生存与发展着。她就像一条蜿蜒曲折、静静流淌在民间的河流,其心情如水,冷暖自知。每逢激越之时发而为声,却又很少在史家笔下留下真实而特别的关注。
回族史讲述的历史原点是在唐代。史家以朝代为纲,一路讲下来,到了明代,这个民族的身影开始日渐清晰地浮现出来。不知最早是源于何人何时的一种看法,这看法大概从现代开始,慢慢获得了不少学人的广泛认同:明代是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开始明显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已然的历史性命题,也许并不因为它已成定见,就会流于人云亦云,不再新鲜如初。其实,那些真正富有价值的历史命题,时时地会引发后人深入其中,试着去进行一些不无历史或思想意味的追问。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历史命题背后隐含着的丰厚意味,才会一一显露出来。比如我们说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于明代,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这里所谓的“形成”,它在人们的文化视野里究竟是指形成了一些什么?更切实的表述应该是,她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文化面貌这时开始形成了。从大处着眼,它们大概不出以下几点:地域分布上的大分散与小集中,拥有着独特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背景,还有和汉族一起共同使用汉语,在姓氏与服饰上与汉族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一个民族基本面貌的形成,并不像一个人的长相那样是天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也就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也像一个人的某种“本色”那样,无论进入怎样的环境,有过怎样的经历,都不易发生太大的改变。就像德国古典学者荷尔德林所说:“你如何开端,你就得如何保持。”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形成的这些基本面貌,还会在后来的发展之路上,内在地决定着她将会迎拒着一些什么,预示着她可能会拥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谈到“大分散与小集中”这一回族固有的地域分布现象,它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明史》还特别补记了一笔,这就是后来流传极广的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但是元代毕竟立国较短,这一“伏笔”不同寻常的意味,只有到了明代才一一显露出来。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谈到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人们的目光也会自然投向那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地方——凤阳。这里不仅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反元时一呼百应的崛起之地。随着平地起风雷,在应者如云的队伍中,就相继涌现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一批回族军事将领,比如常遇春、丁德兴、胡大海、沐英、蓝玉等。谈到这一批回族人物,我们自然不该忽视以下这一历史细节:他们原本也都有着和朱元璋相近的地域出生背景——他们的家乡,大都属于凤阳所在的淮河流域一带。这一点就多少向我们透露出了一个历史信息:在安徽这样一个自古汉文化就十分发达的地方,由元入明之际,回族已经在此悄然孕育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这里还要请出的一个明代人物,是行走于民间广袤世界的大旅行家——徐霞客。虽然他并非回族,却在游历云南那样的边远之地时,用自己的笔,豁然照亮了十七世纪时回族人的身影。比如他在暂居昆明回族聚居的顺城街一带时,就这样记述道:“其友遂留到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清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马姓,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现代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在其编著的明代《回族人物志》的序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样一点:“回族农村在明代大量的形成,是这时回族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正是从诸如此类的历史消息中,我们并不难得出这样的历史想像:明代,回族已悄然遍布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
当历史上的回族一脚踏入明代这道历史门坎,我们切不可忘记,相对于前朝所谓“异族”的统治,明代显然是汉文化这一强势话语再次得以凸现的一个时代。那么面对着汉文化涌来荡去的汪洋大海,当回族历史性地选择了散居,而不是聚居的方式生存于中华大地,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在一开始形成之际,就更直接而广泛地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在文化上突出体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回族在明代相继形成了说汉语、着汉服这些文化面貌。今人谈到民族这一概念时,似乎总会提到所谓“固定地域”这一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受到了斯大林那个有关民族的著名定义的影响。不可否认,谈到民族这一概念,你的确很难完全无视地域性因素。比如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像维、藏、蒙等族,之所以都有着各自一目了然的独特文化面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在于,它们大都是一些长期固守一方,有着相对自成一体的地域性生存环境的民族。所以,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其语言和服饰及其相关的那些民族风貌的形成与维系,显然也都有着各自地域性的文化成因。这类地域性民族特色一经形成,不论日后这些民族经历了所谓现代文化怎样的浸染,它们都会得到顽强的心理维系。因为这些“面貌”本身,也恰恰构成了这些民族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谈到回族在明代形成的那些接近汉族的文化面貌,我想说的是,它们或许并不能全然被视为这个散居性民族的一种“文化缺憾”。如果说中华大地养育了回族,而且也同时赋予了她如水一般散居不一的生存风貌,那么这一特定的生存境遇,使这一民族在语言和服饰等独特文化面貌的形成上有所缺失的同时,也意想不到地获取了另一些富有意义的东西。正是问题的这一面,时常会被人们轻易忽略。回族在由元入明之后,当她从前朝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一个少数民族,一下子沦落为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一个少数民族时,这个民族日后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却并没有因此而被完全弱化。相反,中国后来每逢大时代,她都能有所回应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明末被人称为“老回回”的马守应及其领导的起义军,就在当时席卷中国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浪潮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者角色。在我看来,这或许就和“回回遍天下”这一事实,存在着一些内在因缘。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民族在自我发展上,才不大可能时时因为独居一隅而显得相对封闭、与中国历史的流变产生太大隔膜,而是在整体上与中国的方方面面和边边角角之间,都会建立起一种更密切、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再者,也正是由于这一散居民族能够在文化接触上更广泛、更密切地与其他众多民族相交融,从而使她往往能够打通民族之间的壁障,吸取到多样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营养。这也使这个民族在文化创造上不时爆发出一种别开生面的能力。尽管回族身上的这一文化优势,囿于种种历史性局限,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含而不露的状态,但我们仍然会从一些相对有限的历史信息中看出,回族不时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或文化领域,涌现出一些“高水准”的历史人物。如明代独具一种思想魅力和文化意义的李贽以及航海家郑和,还有清初拥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独特思想家刘智。我想,如果有人去做一个统计学上的举证,那么回族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相比,也是一个朝朝代代人才辈出的民族,其各类英才俊杰的相对与绝对产生率,往往都会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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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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