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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壮山河,虎虎生风


□ 陈方正

  初次知道何炳棣先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中文大学书店买到刚刚出版的《东方的摇篮》。当时正要到牛津哈特福德学院进修,遂藏行箧相携。这样,一个空闲而又灰暗的星期六下午,无意中拿起此书翻阅,竟深受吸引不能释手,一口气读完。当然,这主要是受其雄辩而充满自信的行文,广博的论证与周密的推理所打动,至于其所涉及诸问题的复杂背景,以及其在学术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则自非外行如我者所能够深悉。翌年回港,无意中又读到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那是实证性社会史研究,问题较简单,方法、结论简洁明晰,即使是外行也感到清楚了然。从这两本分属完全不同领域的著作,以及他八十年代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两次公开演讲,开始感受到先生的气魄和雄才。
  
  从批判到自述
  
  但和先生有直接交涉,则是九十年代我和朋友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之后不久的事。一天,编辑部忽然收到何先生亲自寄来,以检讨杜维明治学方法为主题的文章。这本刚满周岁的刊物竟然得到这样一位前辈投稿,刊中同仁自不免受宠若惊,然而,应当如何处理这样一篇旨在“讨伐”另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却也颇费踌躇。斟酌再三之后,我们决定先请杜教授对他的严厉批评做出回应,然后同期刊登双方文章。经过这第一回合交锋,刘述先教授觉得是非未明,要代杜方发起反攻,我们亦按同样原则同期发表何先生的回应。这时已经有点硝烟弹雨的味道,编委会乃须订定行文“游戏规则”,幸亏双方合作,论辩始终未曾越出学术研讨的范围。这样,感谢先生的“垂青”、维明兄的“应命”(他回应文章题目中的“既惊讶又荣幸”一语,为刊社同事所忍俊不禁,称引至今),以及述先兄的“仗义”,《二十一世纪》乃得脱颖而出,成为各方瞩目的学术论坛 ──这是我们在“发刊词”所曾提到的愿望,但实现之速,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此后先生访港,就开始有些交往。这一方面因为他陆续来稿,另一方面则因为老先生个性率直,谈锋朗健,喜怒爱憎分明,所以辈分相隔虽远,却一见如故。以是我也就得以与闻先生另一“硬仗”,即九十年代末他与罗斯基(Evelyn Rawski)关于清皇朝统治基础的争辩。这是牵涉到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及其本质,也纠缠上所谓“后现代史学”解构“大历史”潮流的一场正面而短暂的交锋,以罗斯基出任美国亚洲学会(AAS)会长的就职演词始,以何公在该会《亚洲研究》季刊发表长篇强力反驳文章告结束,此后对方再没有公开反应 —— 何公形容其宛如在拳赛被“击倒”(knocked out),充分显示他硬朗和童心未泯的一面。从事后的评论看来,罗斯基讲词背后的具体研究虽然细致,其论旨之偏颇过火却难以否认。时兴的“后现代史学”率多如此,不足为怪,但倘非碰上如先生之才气纵横与性格豪迈者,也就得以引领风骚无碍了。
  前年何公来港,有机会做半日闲谈,与闻不少治学往事,也初次得知先生正在撰写自传。此后不久,即得香港商务印书馆寄来大叠手稿影印本,于是很荣幸,有机会先睹为快了。当时只断断续续看到书的后半部,未窥全豹,对其颇为复杂的结构以及可谓包罗万有的内容未免感到迷惑。数月前终于奉到洋洋四十万言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捧读之下才恍然明白,先生这部气魄宏大的“学术回忆”其实是负担了自传、史料汇编、学术论述等多种不同编撰功能,所以其结构、行文和当今的“多媒体、多场景、多角度”表达方式不谋而合,是有内在必要的。先生年臻耄耋,所做却与最新表现观念若合符节,适足以反映他心智活跃,性格倔强一如往昔,完全未曾受到岁月消磨。
  
  有我与无我之境
  
  的确,此书中那位在运动场上虎虎生风的健将,在试场和国家抡才大典中所向披靡的才子,在北美学术圈中坚忍卓绝,气壮山河的怪杰,怎么可能以不动声色,平铺直叙的自述为满足?一部循规蹈矩、顺流而下的自传,又怎能容纳得下他那些令人目瞪口呆亦复悠然神往的青少年反叛和战斗往迹,他那众多亲戚、师长、朋侪、同窗、学人的记载、事略、评论,还有他本人跨越古今,出入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考古、考据、历史地理学等众多领域的学术工作综述,以及他对平生每一事件、每一争论,乃至内心种种期待、困扰、得意、豪情的披露、反省和剖析?显然,以何公经历之波澜壮阔,以及二十世纪之复杂多元、变化万端,没有相应笔法和章目结构,是绝不可能将他和他的世界充分描绘出来的。
  不过,当然也难说绝不可能。例如,另一位史学大师钱宾四先生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其内容所牵涉的,其实也同样广泛驳杂,同样包含了叙事、论学、论事、知人论世、感怀等各种不同成分。然而,其体裁、行文却极其简单自然,有如信步庭除,随手拈来,起承转合宛若无痕。这样看来,两者分别似乎只不过是文笔差异——也就是钱先生沿袭了传统文风,何公则更受现代学风影响。不过,从文笔差异亦往往可以窥见更深层、更基本的分歧。在钱的自传中,一切故事、议论、感慨无不以宾四先生为主体,也就是事事从他记忆浮现,从他眼中看见,从他胸臆抒发出来。凭借此主体,全书的千头万绪遂得以融会贯通为一。所以,这部自传的精神在于书题中那两个“忆”字:既为追忆,则无论所涉题材若何,其观点必然统一于“我”,其行文亦自较为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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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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