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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轶话》序


□ 孙 犁

  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坐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到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或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做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象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食粮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当他的《艺文轶话》就要付印的时候,泰昌愿意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泰昌同志共勉。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艺文轶话》选编吴泰昌同志近年来所写的文艺随笔、作家印象、读书札记等短文七十余篇,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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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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