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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


□ 古 耜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
古 耜

近年来,文化大散文不断受到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譬如,有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内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也有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中丢失了艺术的魅力。还有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以上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有“末”的、“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无法自立。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如众所知,与中国现代小说多选择横向移植相比,现代散文是比较注重纵向借鉴和继承的,或者说是相对成功地将异域营养,融入了民族审美传统之中的,这使得现代散文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精神与气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这个大背景所特有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氛围和激流勇进的精神吁求,决定了现代散文对传统的借鉴和继承,不可能是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必然会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出实际上不乏“实用”和“功利”色彩的选择与追求。具体来说便是,现代散文家在向古代散文寻求资源时,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深恶痛绝,以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经”“载道”的秦汉唐宋散文;同时,又因为精神解放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而更多地拿来了主张“独抒性灵”,并以此同西方散文的“表现自我”相拍合的晚明小品。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种片面的、不对称的资源选择反映到创作上,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在具备了郁达夫所肯定的“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的“个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丢失了秦汉唐宋散文所每见的刚健遒劲、大气宏声。显然,这是一种不应有得失两见。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扩散开去——今天的散文领域,小感觉、小情调的铺天盖地和大境界、大悲悯的日趋稀少,固然是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的结果,但谁又能说它与现代散文过份强化“小我”的某种定势、某种惯性毫无关系呢?
关于这点,已有敏锐的作家和学者作了精辟的论述。如:与余光中先生指出:“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两千字以内的白话散文,也自有天地足以回旋,并非没有妙品。但一般小品文格局既小,语言又稀,只像画中的册页,终难追摹荆浩、范宽,又像西画的素描、水彩,毕竟不如油画那么沉重。五四的散文多为轻工业,重工业仍待我们发展。”
沿着这样的线索,我们再来看文化大散文,即可发现,正是它以扩大的胸襟、高蹈的姿态和雄奇的笔力,在千年之后,衔接和赓续着秦汉散文的汪洋恣肆,继承和发扬着唐宋散文的大气磅礴。这种跨越时空的努力,不仅为当代散文打通了历史血脉,而且大大有利于今日散文领域的生态平衡,从而推动散文创作不断走向充实和高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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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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