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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祖芬

  我的眼睛瞪得很大,对着他那双大大的眼睛。我坐着,他好像是靠着桌子站着。所以我自然是仰视他。事实上我心里也在仰视他。那是1979年,那天《北京文艺》(即后来的《北京文学》)的编辑部好像很暗,不知是不是已经下班了,屋子里只剩下几张陈旧的桌子和一个河南口音的编辑,他叫陈世崇。当时他是管报告文学的,当时我是写报告文学的,不不,这么说不对,当时是《北京文艺》想培养我写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怎么写?就是,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陈世崇对我说。
  我本来不知报告文学为何物,严格地讲,是不知文学为何物。记得大约80年代初,《北京文艺》开一个几天的创作学习班。好像女生就4人:张洁、张辛欣、章德宁和我。印象里,张洁和张辛欣已是道中人,我和章德宁还有点像不谙此道的局外人,常常结伴在院子里玩,讲些非文学的悄悄话。我和小章的缘分,就是在那个院子里种下的。那时她秀丽窈窕,太像现在的徐静蕾,不过我说的只是外形,我决没看出她长大后会很能干,能干到把《北京文学》办得风风火火。从浑不知事的小编辑到极富开创能力的社长,我想,《北京文学》培养的,不仅仅是作品目录上的那些作家。
  在那个会上,道中人讲的话,常常叫我有点发蒙。有一次我听他们很神秘地讲王蒙。好像说王蒙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东西了。我不知道王蒙是谁,谁是王蒙,或者用王蒙式的语言说:Who’s是王蒙?(很多年后,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刚打响时,王蒙考我:Who’s是雪村?)我是从道中人神秘兮兮的样子,感到王蒙是个不一般的人物。现在想来,一个连王蒙都不知道的人,还好意思参加创作学习班?
  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的,当时只熟悉话剧,毕业后过了两年便遭遇文化的浩劫。那时我住朝阳区文化馆院子后边的单身宿舍。有一天红卫兵通知明天要查房,有书烧书。我的床板底下堆满了莎士比亚、易卜生等等,我一直记得,这天晚上,一位好友和我站在文化馆前的小桥上,站了一个半小时。他是上海人,苦苦劝我当晚自己烧书,万一明天给人发现,被批挨打可不得了。回到文化馆后院,看有间屋前熊熊大火,在烧书。我没有烧。不是我不怕,是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书。
  或许,当时我还小,不是批斗对象,红卫兵只是在我书架上乱翻一气,扔掉一些带英文的书,就走了。我的莎士比亚我的易卜生,从此就安居在我的床底下。
  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莎士比亚当然也没有王蒙的时代。“四人帮”粉碎,我激动得不行,也天真得不行,以为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好了。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只好写诗,梯形的,一百几十行的,譬如发在《北京文艺》的诗:《飞吧,飞向二十一世纪》。
  现在想来真是十分的幼稚。1977、1978梯形了两年,才发现并不是“四人帮”粉碎了就全部问题都解决了。我便无心梯形了。当此之时,一个适当的人出现在适当的时候。就是陈世崇。
  他让我去工厂采访写报告文学。关于文学,我连王蒙都不知道。关于报告文学,我只在很早很早以前读过一篇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陈世崇带我去北京清河毛纺厂采访,然后对我进行“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的辅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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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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