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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关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旧著终于出了中译本。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连读才是其姓氏,但汉语写作讲究要能上口诵读,此姓氏读起来却像是在称其全名,而频频称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书,似难以行远;下面姑简称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乡随俗,曲谅此不敬之称。
  施耐德在德国波鸿大学读书凡十二年,从那里毕业后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二○○○年起任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前六年还担任那里汉学院的院长。欧洲大学多实行“教授治校”,一个专业或学科(略近于我们官定的二级学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学科的“学科主任”,地位较美国大学教授更高,但要承担不少学术管理工作;就治学而言,恐已是“治多于学”。若教授而兼院长,基本上就是以奉献为主、治学为辅了。而施教授从二○○三年起还担任一个“中日近代史学”项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这是个一百五十万欧元的大项目,所谓PR也要承担大量的项目管理工作,非长于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渐回归到研究者生涯中来,下一本关于民国史学与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与施教授相识有年,现在已不记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见,但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却记忆犹新——他当时正关注着好些不那么趋新的民国史家,那些人在我们(中外皆然)的历史记忆中已经形影朦胧甚或淡而化去了。我自己多年来也比较关注一些历史论述中相对不受注意的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当年其实很有影响,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谓“无名之辈”,却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其所处的时代。
  中国史学本有此传统,多少带有古语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之意。大概从汉代以后,每一朝代的人都尽可能记录下有关自身的材料,留待后人修史之用。人们似乎都相信:即使这个朝代灭亡,也不会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后世总会有人根据所留材料为这个朝代修史。反过来说,新的王朝建立后,对于所灭王朝,仍须留给它历史上的一席之地。这既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也成为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责任。用现在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兴灭继绝”的传统,便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无论是一国、一地,乃至一个人,都可以留下适当的记录,让后世知道这个国或这个人的存在。
  施教授这本《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论述的两位史家陈寅恪和傅斯年当年也曾近于“失忆”(本书出版于一九九五年,撰写更早),如今至少在中国大陆早已被另眼相看。这样,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史学趋向的变迁。不过,关注不一定意味着研究的深入。如近年大陆讨论傅斯年史学的人并不少见,但王森先生关于傅斯年的专著已出版逾八年,却几乎很少被这些研究者所提及,仿佛大家都在平地新建高楼。陈寅恪近年尤其受到关注,甚至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爽快了;然而大陆所谓“陈寅恪热”,其“热”的似非其史学;陈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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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Tags: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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