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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关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旧著终于出了中译本。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连读才是其姓氏,但汉语写作讲究要能上口诵读,此姓氏读起来却像是在称其全名,而频频称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书,似难以行远;下面姑简称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乡随俗,曲谅此不敬之称。
  施耐德在德国波鸿大学读书凡十二年,从那里毕业后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二○○○年起任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前六年还担任那里汉学院的院长。欧洲大学多实行“教授治校”,一个专业或学科(略近于我们官定的二级学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学科的“学科主任”,地位较美国大学教授更高,但要承担不少学术管理工作;就治学而言,恐已是“治多于学”。若教授而兼院长,基本上就是以奉献为主、治学为辅了。而施教授从二○○三年起还担任一个“中日近代史学”项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这是个一百五十万欧元的大项目,所谓PR也要承担大量的项目管理工作,非长于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渐回归到研究者生涯中来,下一本关于民国史学与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与施教授相识有年,现在已不记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见,但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却记忆犹新——他当时正关注着好些不那么趋新的民国史家,那些人在我们(中外皆然)的历史记忆中已经形影朦胧甚或淡而化去了。我自己多年来也比较关注一些历史论述中相对不受注意的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当年其实很有影响,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谓“无名之辈”,却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其所处的时代。
  中国史学本有此传统,多少带有古语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之意。大概从汉代以后,每一朝代的人都尽可能记录下有关自身的材料,留待后人修史之用。人们似乎都相信:即使这个朝代灭亡,也不会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后世总会有人根据所留材料为这个朝代修史。反过来说,新的王朝建立后,对于所灭王朝,仍须留给它历史上的一席之地。这既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也成为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责任。用现在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兴灭继绝”的传统,便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无论是一国、一地,乃至一个人,都可以留下适当的记录,让后世知道这个国或这个人的存在。
  施教授这本《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论述的两位史家陈寅恪和傅斯年当年也曾近于“失忆”(本书出版于一九九五年,撰写更早),如今至少在中国大陆早已被另眼相看。这样,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史学趋向的变迁。不过,关注不一定意味着研究的深入。如近年大陆讨论傅斯年史学的人并不少见,但王森先生关于傅斯年的专著已出版逾八年,却几乎很少被这些研究者所提及,仿佛大家都在平地新建高楼。陈寅恪近年尤其受到关注,甚至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爽快了;然而大陆所谓“陈寅恪热”,其“热”的似非其史学;陈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
  尽管本书出版较早,其论述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仍非常新颖。首先因为原书是以德文撰写出版,而中国史学界能读德文者实在少,这些少数人中研究现代中国史学者更是少之又少。我自己就感觉到,若能更早读到此书,此前关于现代中国学术的有些论述或许就可以更简略了。不仅如此,施教授曾明言他想要纠正一些“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片面”因素,而我们认知的“西方”,其实主要是英语世界的(包括那些被译成英语的非英语作品)。读者会从书中看到,不少施教授借以抗衡和修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中国研究”的既存论著,都出自德文以及法文。这些大量的非英文引文可以告诉我们,“西方”及其中国研究有多么丰富。
  据施教授的考察,在本书撰写的时代,西方绝大多数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著作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上,以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为题的论著,似乎只有关于顾颉刚和钱穆的。关于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重要知识分子的论著虽多,但大都局限在他们有关政治和哲学方面;在少数论及其史学问题的著作或章节中,也多局限在具体的内容方面,而甚少注意其史学和史学理论。因此,本书的一个贡献即填补了西方研究中的这个空缺,其价值固不仅在于以德文著述向中国读者揭示或印证“西方中国研究”的丰富性也。
  所谓历史实由胜利者所书写,今人早已耳熟能详,大致也是人类多数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意思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在传统中国,前述那种“守先待后”的信任和责任可能是其他社会少有的一个特点。不过,今日我们所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却基本是“胜者王侯败者贼”那一类意思;用比较西式的表述,即胜利者有意无意间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陈述历史。
  即使从后一意思看,这情形也有更繁复的含义。人们说这话时,多数时候其实有一个预设的空间范围,即在被“写”的历史所处的地域(通常是今日被强调的所谓“民族国家”)之内。但若把视野放开,我们会看到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现象:当某一地域的历史被陈述——有时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状况下当做“他人”的历史来陈述——时,研究者有意无意间仍会“主动”寻求探索和诠释“胜利”的一方。那种试图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何以发生并怎样完成”的后见之明在好几十年里曾有力地影响着西方的近代中国研究,直至近些年侧重“吃喝玩乐”型的史学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但中国史学或学术史这一在西方向处边缘的领域却仍反映着当年史学“重镇”的倾向,与近年“吃喝玩乐”对“重镇”的挑战迥异其趣,这一礼失求诸野的现象相当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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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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