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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新方向


□ 夏添恩

  从朝鲜半岛,到叙利亚,再到气候变化、全球金融,近十年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处理方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紧密关注。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量的增长、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对多边机构的参与、军队的职业化等,都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相关性。

  和其他一些国家—样,欧洲也还在探索如何应对这个转变。人们最想问的问题是,中国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未来十年中将以怎样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本文谨就此问题提供一些想法。

  全球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已有的一些迹象表明,中国的政策框架体现出很强的延续性。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际事务的表述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在国际社会当前复杂而不确定的背景下,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人强调了中国外交中一些耳熟能详的论述,包括和平与发展、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评论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些论述中的一些细微变化。然而,对中国过去五年的国际事务处理方式影响最大的,或许还是一些全球性的冲击。正如英国外交大臣黑格( William Hague)所说,“新兴大国的兴起意味着国际秩序正在调整变换。”依我之见,全球关系的结构性转变,比起领导层的更替,更会对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

  各种转变中的关键,是这场经久不息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国际角色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危机导致权力自西向东转移,这种认识在中国得到了强烈的共鸣,虽然很多人也还承认发达国家在一些方面仍占有优势。反过来,这为中国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虽然还称不上什么“模式”)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其结果是,中国的自信心和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增强。如最近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峰会所示,这一趋势并不仅局限于中国,也反映在其他新兴国家。

  金融危机提醒了我们,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不在一国控制之内的外部事件——这是外交事务的性质决定的。眼下最紧迫的当属朝鲜半岛局势。要取得进展,需要各方提出新的机制和灵活的政策制定。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不过,中国对平壤的失望感明显是在上升。

  再加上对日关系紧张、缅甸外交方向的转变,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处理邦交关系的新方向。这样的转变不会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中国正是通过精明的外交策略解决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矛盾。只不过这次的挑战更大,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让周边国家心生紧张,这种情绪将不容易纾解。

  欧洲处于什么位置?

  论及欧洲,国际秩序的变幻对这个习惯自视为现代性之源的大洲提出了一个“理论性”的挑战。

  欧洲的政策精英们需要一段时间来理顺这个问题,其过程不免伴随一些摩擦。欧洲和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之间已有不少政策和学术对话,这将有助于缓和这一过程。

  与此同时,欧洲也有自己的内部问题。在中国的媒体上,欧盟现在几乎是债务危机”的代名词,但是,欧洲除了欧元之外还有许多优势。欧洲与中国之间关于贸易和投资、文化、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积极沟通,应该继续得到各方的推进,扩大地缘政治方面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更多有价值的观点。关于贸易争端的新的高层对话,也许有助于缓解矛盾。

  中国目前是将欧洲既视作个地区,也视作多个国家的集合,这种看法很可能继续。

  欧洲内部各国之间,欧洲和中国之间,都有一些观点上的差异。双方都需要尊重对方在方法上的差异,而不应该让战略对话在个别问题上受到要挟。

  中国的新国家领导人在2013年3月中旬—上台已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有过电话交谈,不过至今的政策声明中谈到欧洲不多。

  总而言之,笔者希望新一届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中国能够推进与欧洲的建设性和实质性交往。中欧关系需要持续培育,方能不流于荒废。

  作者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亚洲部高级顾问研究员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张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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