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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


□ 彭武麟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关键词:南京临时政府 “五族共和” 国家转型 民族关系
  作者 彭武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五族共和”问题,学界已经有不少研究。笔者认为,“五族共和”不仅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更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新型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本文尝试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五族共和”的确立及相关民族关系基本情态的形成,作一探讨。
  
  一、民族思想的整合与认同
  
  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其中,是建立单一民族(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传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以及怎样处理和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等问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肇端于甲午战后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改良思想家,基本上在武昌起义前形成较一致的社会政治共识。其理论背景是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传人和影响,现实背景则是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严复在译介社会进化论的著作《天演论》及《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中较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合群”自强说,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民族或民族主义,但具有中国现代民族思想的启蒙意义。此后,康有为提出“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合为中华的主张,把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康氏在与革命派论战的著名文章《辨革命书》中,从历史、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对他的“大中国观”又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帝统宗室,不过如汉刘、唐李、宋赵、明朱,不过一家而已。”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并对国内民族关系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如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说》等文章中,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功能、民族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和途径等问题做了说明,并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现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等概念。虽然对于前者他没有做详细的解释,但对于后者他的解释是十分清楚的:“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不难看出,上述维新改良派的思考包含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方面。民族认同就是如何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中解放出来以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政治认同就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现从“朝廷国家”到“民权国家”的转型。其中之要义,则是力图寻找一条解决民族平等与国家政治统一之间的协调和平衡的渠道与路径,即如何克服帝国内部的族群矛盾、如何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组织起来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如何在不同地区和文化认同之间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点的政治结构。维新派的这些探讨,不仅在思想理论层面上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张本,而且在当时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维新派温和的政治实践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他们关于民族主义与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的思考和探索并未因此中断。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这一认同与整合的脉络主要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立宪派两个思想阵营中延伸。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早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孙中山就响亮地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振兴中华”的口号,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由于西方民族建国理论与中国历史上传统国家与民族关系之扦格,少数民族之一满族是统治民族及由于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的不正常的国内民族关系现状,革命派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狭隘、偏激甚至是错误的倾向。章太炎在《正仇满论》一文中说,满族乃“异种,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是当时满汉异种论的典型代表,进而他主张满汉分治:“自渝关而外,东三省者,为满洲之分地;自渝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分地。”邹容的《革命军》是当时影响巨大的革命宣传品,但其中却充满了种族复仇主义情绪。他在该书绪论中的头一句话就说“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而在第六章所列“革命独立之大义”二十五条中有六条相关内容,如第五条称:“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就连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也把满族称为“东北一游牧野番贱种”,主张“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革命派的这种狭隘、偏激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其合理内核在于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在经过与改良派的论战及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革命派开始重新审视并修正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民族平等与民主革命的有机结合成为主流认识。章太炎在1908年6月撰写的《排满平议》中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事刃其腹哉?”显然较之他过去的民族复仇论有了较大的转变。比较彻底的是勇于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孙中山。1906年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对满族将士的布告中说:“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民国军之将士,一则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雠,论心事则同是受满洲政府之压制,特一则奋激而起,一则隐忍未发,是我辈虽立于反对之地位,然情谊具在,心事又未尝不相合也!”针对同盟会民族主义纲领中“驱除鞑虏”的缺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又做了明确的解释:“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应当说,在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上革命派逐渐接近维新派的“大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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