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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唐时期的疑古思潮


□ 冯建国 周亭松

  [摘要]中唐时期,学术思想活跃,思辨深刻。这种局面既是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的余绪,又是士大夫们面对由盛转衰的社会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和深刻思考。疑古思潮的兴起,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疑古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他以过人的学识,将中唐疑古思潮推向高峰。他的疑古思想中所蕴涵的理性精神和批判锋芒,不仅直接开宋人疑古辨伪之先风,还使现代史学中的古史辨派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中唐时期疑古思潮及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中有关古史古书的辨伪,无论是方法还是成果,都对后世辨伪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怀疑精神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传统,以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大放异彩。
  [关键词]中唐 疑古思潮 柳宗元 古史辨派
  [作者简介]冯建国(1950-),男,山西省长治市人,山东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周亭松(1982-),男,陕西省安康市人,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2-0134-07
  
  近代古史辨派的领军人顾颉刚在谈论自己如何走向疑古辨伪学术研究时,曾总结为“历受三层教训的原因”,而其中的“第一层影响”,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发轫于唐代刘知幾、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他还将代表柳宗元疑古思想的相关辨伪论著列为他主编的《辨伪丛刊》一种。如果我们再对柳宗元之前疑古辨伪的论著与其后的论著在《辨伪丛刊》中所占的比重作一下对比(柳宗元之前,只有四部论著入选:先秦一部,汉代两部,唐初一部;之后,宋、元、明、清时期的论著多达四十五部),不难发现,中唐是中国疑古思潮兴起的时代,而柳宗元则是中国疑古辨伪学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经由他的大力提倡,才使得此前相对零散的疑古思想,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本文拟以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为主线,考辨中唐学术史上的疑古思潮,以就正于方家。
  
  一
  
  古史辨派在论及之所以唐代会产生柳宗元这样具有成熟疑古思想的人物时,主要归结为当时书籍的传播流通要远远胜过以往的朝代。在这种大范围的书籍传播流通中,人们得以比较检讨各种古籍,进而逐渐产生怀疑。此论颇有见地。但是,古史辨派的这一见解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任何思想的出现与成熟,自有其生长的社会文化土壤。疑古思想之所以在唐代得到突破性的发展,敢于对汉代以来奉若神明的经史产生怀疑,并出现了对其真伪发起挑战的柳宗元这样的人物,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封建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正如杜甫在《忆昔》中所盛赞的那样:“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唐代统治者能以博大的胸怀对待各种文化,使此时期文化的交流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来自域外的音乐、舞蹈、医学、历法、宗教、建筑等被一同吸纳入唐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疆域上的不隔局面,不仅为唐代社会迎来了“胡琴琵琶与羌笛”和“葡萄美酒夜光杯”,也培养了唐人自豪而开放的心态,使得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在与友人漫游唱和的高谈阔论里实现思想的碰撞。同时,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也赋予唐王朝强大的自信心,这突出表现在统治者于意识形态领域兼收并蓄的政策上,既不似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似魏晋时期的诸子尽弃、唯奉玄门。唐代统治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并用,希望在三教的冲突与交流中达到政治的稳固。此外,与三教并行的政策相呼应,那些与封建正统文化相去甚远的外来宗教如祆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也得到了普遍的尊重。正是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政策使得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动摇,在士人心目中,孔子等儒家圣贤不再是只可遵从而不能非议的了。如刘知幾就曾指责孔子说:“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对待儒家经典,他们也能摆脱章句之学的束缚而主张通大意、求时变。所以,唐代士人不囿于故说、敢于疑古辨伪思潮的出现,正是唐王朝这种开明政策的产物。
  以经学为例,中唐时期的经学已经由唐初的“统一时代”走向分化革新的时代。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以啖助、赵匡、陆质为代表的新兴儒家学派,突破了唐初《五经正义》所制定的“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的学术训条,开始“舍传求经”,“别立新意于‘三传’之外”,并为当时广泛接收,“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韩愈就曾受其影响,写过“《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这样的诗句。此学派的观点动摇了先前思想界对两汉时期师法章句的种种迷信,评判对待儒家经典的标尺已经由外在的章句之法和师门之传回归到士人自身的理性。专注点也转向是否符合“孔氏大趣”,而非此前被奉为圭臬的前代所传的“章句之法”。柳宗元曾得新兴儒家学派中陆质的教益,并终生服膺,以师事之。因此,当他秉承这种时代的精神来看待儒家典籍之时,探求他心中的“孔氏大趣”无疑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使他能够更多地用自己心中的理性标尺来评估前人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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