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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和创作语言


□ 彭小妍

  读了周质平先生在《读书》今年二期上发表的《台湾语文发展的歧路:是“母语化”,还是“孤岛化”?》,我想从一个台湾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探讨闽南语文学在日据时代的短暂实验,做个对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闽南语文学的实验,学界一般称为台湾话文运动,许多当年主流的作家都曾参与。所谓台湾话文,是与北京话文相对的。究竟只有北京话文才是白话文吗?白话文是否能以台湾话文写作?台湾话文适合写作吗?这些问题的提出,起因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相继在台湾文坛争取主导权,牵涉到台湾意识的崛起、台湾文学争取主体性的问题。所有争议应从台湾的新文学运动谈起。
  二十年代初,一方面是受到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启发,一方面是受到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在台湾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主要的关键人物是旅居北京求学的台湾作家张我军。虽然早期也有黄朝琴、黄呈聪等人提倡白话文,但一直是零星的呼吁,没有立即的影响。到张我军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回台北,担任《台湾民报》的主编后,才展开系统性、策略性的推广;他左批旧文学,右打日本殖民政府,又积极推介“五四”文学,赋予台湾新文学在政治、文化认同上的意涵。
  回台后的第二个月,张我军就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在他的诠释下,旧文学和新文学象征两种阶级的对立。他诟病“古典文学”代表“陈腐衰颓”,旧诗已沦为“游戏”、“器具”、“诗玩”,除了排遣酸气以外,就是乞求日本在台“总督大人”的“秋波”。换句话说,他点名批判的“诗伯”、“诗翁”之流,和殖民者互通声气,俨然形成一班“自以为儒文典雅”的阶级。就张我军而言,这批诗伯诗翁更大的罪恶是养成沽名钓誉的“恶习”,戕害了“活活泼泼的青年”。也就是说,旧诗是台湾人自甘奴隶性格的象征,而新文学才能改造台湾人的奴性,让青年展现改革社会的活力和清新性格,台湾社会才有光明。
  次年一月,张我军又进一步发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详细介绍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等文学革命理论,更陆续转载名噪一时的“五四”作家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淦女士(即冯沅君)的《隔绝》、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新诗《仰望》等。台湾新文学运动就此展开序幕。
  《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除了推介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和作品,更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影响、变迁时,“支流”就“自然而然”地随之影响、变迁。这种说法,必须放在当时台湾的政治、文化、社会情境中解读。归根究底,张我军有这样的主张,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治”: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大陆人与台湾人同为汉族,却由两个敌对政权统治,文化上的认同问题自然不可避免。从这篇文章看来,张我军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选择认同中国,以对抗日本殖民统治。相对的,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台湾文学当然是“日本文学的一翼”;这是在台的日本帝国大学讲师岛田谨二的看法。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日人西川满主编的《文艺台湾》中,发表《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主张相对于日本内地的文学,台湾文学是“外地文学”:“跟内地风土、人和社会都不同的地方——那里必然会产生和内地不同特色的文学。表现其特殊性的文学名之为外地文学。”然而,就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而言,即使不认同日本文化,张我军的说法,他们也并不见得全都赞成;这就是为什么不久之后,台湾话文的论争会展开。
  从台湾新文学运动之始,知识分子对所谓“白话文”和台湾话文之间的关系,就各自有不同的主张。最早对这个问题提出看法的人包括黄呈聪,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认为台湾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而且“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他主张与其使用台湾话文,不如研究中国白话文,如此不但把台湾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地方”,也方便到中国行事;有这样的眼界,“就我们的台湾虽是孤岛,也有了大陆的气概了!”一九二四年三月,《台湾民报》继续有两篇持反对台湾话作为白话文的主张。施文杞的《对于台湾人做的白话文的我见》,认为“台湾人做的白话文”常有文法错误,用了许多“啦”和泉漳的方言“鸟仔”、“狗仔”等,而且用日本语的名词如“开催”(主办)、“都和”(情况,方便)等。他主张应该参考中国大陆的白话文,认为以地方的方言写作白话文会“闹笑话”。逸民的《对在台湾研究白话文的我见》,也认为“台湾的方言”、“变形的台湾方言”,做起文章来经常文言和白话不分,不但别省人看不懂,连泉漳人都看不懂。最后又批判张洪南所著的台湾话文罗马拼音法,认为某种程度的汉学根底加上多研究“中国国语”,白话文才能推广。
  《台湾民报》对台湾话文没有既定的立场,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发表文章主张应该改良台湾话,使其适于文字书写。著名的《台湾通史》作者连温卿,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和一九二五年二月连载发表《将来之台湾语》,指出台湾语言的流动性:“先受了宗教上用罗马字宣传的影响……后来受了日本教育的影响,及交通便捷的缘故,台湾言语每说了一句话便有新名词在。”加上台湾住民泉、漳、客人等发音各异,新名词的翻译自然有别,发音未必与中国大陆相同。他认为如果要有效地表达思想,应该改良台湾话,步骤是“第一要考究音韵学以削除假字”、“第二要一个标准的发音”、“第三要立一个文法”。张我军本人写作时选择用北京话文,却也认为北京话和台湾话都是中国方言,都可以是白话文。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复郑军我书》一文中,他说道:“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这层是台湾人常常要误会的,以为白话文就是北京话,其实北京话是国语的一部分(一大部分)而已……不仅是北京话写作的才能叫做白话文。”他认为,“如我们能造出新名词、新字眼而能通行也可以,何必拘泥官音呢?”但是他这样的主张,有一个前提:台湾人的话应按照中国语来改造。同年八月他发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首先借用胡适的话,说明为什么要建设白话文,然后阐释改造台湾语言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日常所用的话,多半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语言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把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这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这种主张,当然是合乎他一贯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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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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