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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话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 郑铁生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无论对于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建设,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然而理论界苍白无力,主流文化失语无声,使得这一话题纷争无序,议论杂沓。本文从扫描明清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历史剧的三次争论的理论要点入手,捋清延伸的轨迹,凸显这一理论话题长期论争在当代最有价值的成分:一、如何看待“历史真实”?二、怎样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切点?三、“艺术虚构”的形态与“艺术真实”。这些理论问题的内涵虽然很大,但明确标示出来,有利于在理论建设上有所总结、有所推进、有所深化。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是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带有重大理论性质的话题。早在明清时代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滥觞,上世纪40年代初、60年代初、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围绕历史剧这个话题曾经有过三次大争论。面对这长达五百多年的沉重的话题,当历史剧中正剧、戏说、“假说”、“胡说”铺天盖地而来、鱼目混珠之时,理论界苍白无力,主流文化失语无声,因此,今天不仅有必要对这沉重的话题进行重新审视,而且应当在理论上有所总结、有所推进、有所深化。
  
  一、五百多年来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论争的再审视
  
  一部好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的生命统一体,这是衡量其优劣成败的准绳。究竟历史真实是什么?艺术真实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古往今来所谈所论,不可谓不多,但是至今仍在探索,亟待我们认真梳理,扬长去短,深入开掘。首要的是如何从理论上去建构,既是一种史论,“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刘勰语),又是一种创作论,指导践行。
  最早论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一话题,是伴随《三国演义》的问世出现的虚实之争。今存《三国演义》最早刊本明嘉靖壬午本(1494)卷首附有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历史通俗小说专论。他的基本观点:关于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是与正史相比。他说《三国演义》“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以欣赏的口吻称颂:“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关于历史小说的艺术真实,点明了“未免一二过与不及”,虽没有明确地说明“过与不及”的内涵是什么,但我们能够意会到大体指与史实不尽相同的虚构之处,或史实增损,或人物铺张,或情节虚构,凡此为的是大众化的需求,“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在同一书中还有张尚德所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其观点比蒋大器偏执,更崇尚“羽翼信史而不违”,则不允许虚构和想象。在同一书中的《序》、《引》,却出现了对历史小说创作能否有艺术虚构的潜在分歧。从此,开启了史学家、小说家和评点家围绕这一问题长达数百年的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是清代章学诚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被简化为“七实三虚”。
  在我国戏曲史上,围绕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的创作形态和理论取向,总体上历史剧始终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常青树。孔尚任是一位从创作到理论的结合上,最早也是最明确地宣称历史剧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的古代戏剧家。他认为历史真实,首先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不能虚构。为了求实,他创作《桃花扇》经过十多年的文献资料的准备,“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以昭信史,但也不废虚构,“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凡例》)。也就是说,基本史实不违背真实,具体细节可以虚构渲染。孔尚任的天才,《桃花扇》的成功,就在于体现了历史剧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创作原则,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历史上的“人”和“事”。“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小引》)。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功能和社会效应。可以说孔尚任代表了这个时期对于历史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认识,奠定了历史剧“实”和“虚”的基本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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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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