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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语象”的功力


□ 阎庆生

文学家的思维是形象思维,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形象化的。但是,这一总体精神落实于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情况却有所不同。在这里,引入“语象”的概念很有必要。据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要略》一书,文学语言包括语音、语法和语象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各抱利器,交互作用,使文学语言冲破和超越普通语言的樊篱, 从而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
必须强调,“语象”和“形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J.J西普尼认为,“形象”有五种含义:描述、比喻、象征、场景、人物。其中,场景、人物都包含情节,所以可称之为“宏观的形象”。它们不是在语言层面上的形象。虽然作为文学作品,它仍由语言构成,但从整体上看,已超越了个别、具体的语言现象。而所谓语象……包括描述、比喻、象征。它们都是语言层面的形象,或称做“具词的象”,它们就像细胞,上述宏观形象,就是依赖它们才得以构成的。如果概括地说,语象就是语言级的形象,具词的形象,如果具体地说,它包括了描述、比喻、象征三者。一言以明之,“语象”是作品中随着文学语言的使用,在微观层次(句子、句群、段落)上所出现的小的画面、片断的情境;而“形象”则是作品中包括作者的叙述语言与人物的语言、场景、情节的发展,性格的刻画在内的多种因素在整体、宏观层次上所综合产生的、围绕着人物塑造的感性的“集合”。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叙事性作品中,“形象”的作用当然是第一位的,“语象”的要求则在其次。当然,“形象”高于“语象”,但却包容“语象”,它们两者应该平衡起来。世界小说名著,在这两个层次上都是平衡的,不然难入“名著”之林。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小说家在这两种功力之间,有倚轻倚重的情况。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作为以塑造人物形象见长的文体,它似乎更着重“形象”功力和整体效果;如果作家的“语象”功力稍逊一筹,这可以由“语象”之外的其他构成“形象”的因素(如个性刻画、情节的张力、风俗画的描绘、主题开掘)来弥补。整体效果好了,“语象”稍有缺憾,读者不会去计较。但严肃的文学批评,应该指出这一点……而诗歌、散文,恐怕更重视“语象”,因为它们不以塑造形象为目标。所以,诗歌、散文家的“语象” 功力如果不能令读者称道,那么,他们的作品肯定不会被喜欢的。诗歌、散文的抒情而非叙事的性质,将“语象”的标尺无形中升高,要求作家惨淡经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冰心、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孙犁等现代作家的“语象”功力特别突出,故其诗文耐读,生命力强。孙犁对语言下过苦功,早年有理论著作《语言简编》,造诣很深。故他的小说代表作,皆是诗化或散文化的。反过来说,他的形象功力有所欠缺。散文是他的拿手戏,晚年他以十本散文集子,走进了“五四”以来散文大师的行列。故他无论写什么,都能得心应手,妙笔生花。哪怕是一封短简,几百字的“书衣文录”,都写得颇富情致,令人击节赞赏。归根到底,这与他的“语象”功力深厚有关。
由此可见,“语象”功力偏胜型作家,要在创造“史诗”“典型”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他们写“散文化小说”,要么,他们在散文、诗歌等适宜于发挥他们才情的领域耕耘。孙犁早、中年写“散文化小说”,晚年写散文,从表面看来形式上有变化,但其所凭借的,依然是他所擅长的“语象”功力。不是说孙犁小说在形象塑造上没有成就,而是说他像汪曾祺所说的那样不过分地刻画人物,不刻意地给人物形象里压缩进那样多的社会内容。孙犁早、中期小说里一些形象耐人寻味,很动人,但这些形象不是更多地与社会思想相联系,而是与一种氛围、韵致意境相关联。孙犁早、中期小说的艺术魅力,包括形象的魅力,与小说的“散文化”或“诗化”息息相关,进一步说,更多地或主要地依仰作家的“语象功力”;而某些“形象”功力偏胜的小说家,在弥补其“语象”功力有所欠缺时所采用或显示的在故事情节之虚构、主题思想之扩充与加深、史诗效果之追求上所下的工夫,在孙犁的小说中几乎派不上用场。这就是古文论家常说的:作家的才力各有所长,各从其宜,不可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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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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