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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


□ 孙燕京 周增光

  孙燕京 周增光

  摘 要: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鲜有“殉节死君”之士,更多的是“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旗籍权贵在革命风暴中“不死君”的原因复杂,既有清政府内部脆弱失衡、深刻矛盾的影响,也有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等重要因素。清王朝垮塌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旗籍权贵集团是考察清朝覆亡的历史要素。辛亥革命以清帝让渡政权的形式完结,使得中国政治文明演进脱离了传统的改朝换代,走出一种新模式。

  关键词:辛壬之际 旗籍 权贵集团 政治心态 崩解原因

  缘 起

  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对革命党艰苦卓绝斗争、追求立宪民主政治同道“策应”、汉族督抚大员的“助推”作用关注较多,可谓硕果累累。①但如何更全面、更细腻地解释一场酝酿并不充分,准备有所欠缺的革命事件,仍有不少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事起仓促的武昌革命党人,一夜之间占领地方权力中心,手握重兵的瑞激不谋反攻,竟连夜翻墙逃跑。武昌起义后,各省普遍响应,督抚或弃城、或袖手、或远遁、或投降,“以身殉节者,闽督松寿、晋抚陆钟琦、赣抚冯汝骥三人而已”。②清末数年,朝廷大员托病、告老,请假成风,起义发生后几天,更是集体请辞,奕勖、那桐、徐世昌、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位高权重者竞多达十几人。“请辞”固然有让位袁世凯以救“危局”之意,但旗籍权贵集团③的所思所想实有更多面向。

  清末,尽管清王朝政治显现出种种离心离德的倾向,但旧制度的根基尚在,旧官僚阶层实力犹存,但它却一夜崩塌了。如此不堪一击,原因究有几重?

  民主革命勃兴是清王朝覆没的前提,王朝衰败则是民主革命勃兴的背景。本文注目以往被或多或少忽视的背景,试图说明在革命风暴中那些曾经位高权重的旗籍权贵“背信弃义”、“不死君”的真正原因,力图解释清政府内部脆弱失衡、蛰伏已久的深刻矛盾,以及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等重要因素,以期证明清王朝垮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笔者认为,革命党人只是在失衡的关节点上给予最后一击,完成了清王朝的最终倾倒。

  一、辛亥革命风暴中旗籍权贵的应对

  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帝逊位,清政府权力中枢张皇失措、进退失序,以至于短短数月便土崩瓦解。此间,旗籍权贵集团的应对策略大体可以概括为:鲜有“殉节死君”之士,多数“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

  (一)“殉节死君”

  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殉节死君的旗籍权贵并不多见。据《清季职官年表》、《清代职官年表》所列宣统三年到袁世凯内阁之前,清政府二品以上官员(含官制改革前后的官职,包括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奕勖内阁阁员)共计48人,无一“以死殉道”。48人中,在重要部门任职、且职位为侍郎以上的旗籍权贵包括世续、那桐、奕勖、溥伦、熙彦、溥善、善耆、宝熙、荣勋、载泽、绍英、瑞丰、景厚、寿耆、达寿、恩顺、荫昌、寿勋、绍昌、载洵、载涛、毓朗、载沣、荣庆、乌珍,计25人。此外,有资格参加“御前会议”、未任职的满蒙王公8人。他们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载润、那彦图、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两项相加,在京旗籍权贵共计33人。他们的爵位名誉、王府院落、万贯家私,甚至身家性命都与朝廷命运息息相关,实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殉节者了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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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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