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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新诗的悖论


□ 冯连才

  新诗的现状很复杂,诗坛上各种奇怪的现象都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诗人只凭自己的作品说话就靠得住的时代了。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多少“写诗的人”还在肆无忌惮地制造着文字垃圾。

  所谓的新诗,普遍被认定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其实接受西方文化,把翻译过来的诗作为一种参照,也未必不是好事,至于接受它的影响大小,关键在于自己。就像人们接受西服一样,现代的中国人谁要想争得一点体面,贵贱也得弄到一身西服穿。

  诗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是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读诗、写诗是少数人的事,是不可能“诗歌大众化”的。即使在诗歌最“走红”的年代,人们也不是每餐必有诗。新诗永远成不了人们餐桌上的“当家菜”,只是“山珍海味”而已。多数人离开诗歌(或日文学)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只有少数人为诗活得死去活来,成为诗的殉葬者。诗歌(包括其他文学体裁)本是少数人的事。

  人们不读诗,不写诗,不关心新诗,对新诗的远离、冷落,不是新诗出了毛病,而是历史使然。新诗被冷落,有人说“新诗难懂”。我说也不尽然。为什么我国古代那么多经典诗词至今受到人们的偏爱?难道古代诗歌比现代诗歌好懂?我认为,多数诗人不是在自由状态下写诗,他们的精神桎梏决定了他们不能赋予诗歌以生命的活力。为什么人们对新诗那么冷漠?因为很多诗还没有写出当代人的“乐点”或“痛处”。为什么人们还乐此不彼地追求诗?因为诗的“无用”之“用”。

  诗人、学者林贤治说:“现代工业技术及大众消费是否可能从根本上损害诗歌使之走向终结?如何保持诗歌的纯洁性?如何使诗歌在最具个人化的富有意味的形式中容纳丰富的思想和道德内涵?在这里,自由精神永远是决定性因素。即使社会通过众多渠道操纵意识,扼杀诗歌,诗人仍然可以凭借精神所赋予的独立的价值判断、自由意志和创造性,实行文学的抵抗。”(摘自《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

  在人们奢谈“文学边缘化”的今天,我依然能用诗歌把自己的生活呈现出来,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出来,这是我的幸运。只要有文学梦,生活中就有诗,快乐和困惑都能在诗里找到。其实,诗歌的边缘化大可不必恐慌和怨恨。自古以来,文学(诗歌)都是边缘化的,文学始终是寂寞的事业。我深信诗歌是艺术,艺术是永恒的,艺术的生命是不朽的。诗必须有梦和思想。没有梦和思想,诗就没有灵魂。闫兰娜同志在《圈内的热闹与圈外的冷寂》中说:“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髓所在,它从来就代表着文学的最高艺术,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尤其如此。诗是一条穿越时空和所有事物的救赎之路,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暗要你用另一只眼睛看这世界,这第三只眼睛便是诗歌,这是一双对白昼表示怀疑对黑夜怀有期盼的眼睛。从肉里来,到灵里去,最后抵达精神,这才是诗;站在人类最黑暗的路口,用诗作出告示,这才是诗人。”

  新诗的现状很复杂,诗坛上各种奇怪的现象都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诗人只凭自己的作品说话就靠得住的时代了。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多少“写诗的人”还在肆无忌惮地制造着文字垃圾。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诗人即使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也不能做道德上的病人。我不是一个诗人。我写诗,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不吐不快。人类在享受幸福的同时,心灵在不断地遭受新的、更大的伤痛,而这种伤痛几乎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我写诗也是减除心灵伤痛的一种方式。我的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我比较关注时代的底层人,尤其是那些挣扎在最接近黄土地的人:尽管他们活得很艰难,生活十分拮据,但并非都是绝望与痛楚。他们那内心的悲、内心的痛,总同时也包含着些温暖与坚毅,因此也隐约地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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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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