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书与人的命运


□ 雷 颐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诺顿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也是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有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年人也毫不为过。然而,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的曲折遭遇,却少有人知。
  没想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曾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诺顿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到此采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所以1945年出版后,大获好评。然而好景不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突然发文严厉批评小说,最严厉的谴责是:“小说忘记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一个能说明共青团员生活、成长和工作特征的东西,这就是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闻一《“青年近卫军”:未讲完的故事》,《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2期)此文一发,舆论立即从一边倒的赞扬变为一边倒的批判,以前赞扬过他的作者又纷纷撰文批判。
  原来,此书一出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因此惹了大祸。因为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原来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斯大林如此态度,报上必须立即安排严厉批判《青年近卫军》的文章。法捷耶夫得知事情原委,立即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的、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根本不敢辩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克拉斯诺顿的党的许多领导人已被杀害,领导机关已转移他处,青年的反抗完全是自发的。作家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后,他曾与法捷耶夫会面,法对他说,自己“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写党的领导作用。他沉默片刻,又补充道:‘当然,即便我成功了,小说将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不过,也许我是太崇拜游击习气了……时代是艰难的,斯大林知道的比咱们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后来,他还是对原小说的25章作了彻底改写,并新加了7章,最主要的改动是出现了党的指导员和领导者,着力描写了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的领导作用,“青年近卫军”就从“自发组织”变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组织”。“修订本”于1951年出版,法捷耶夫终于渡过险关。
  无独有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的“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遭遇与《青年近卫军》几乎一样,但作者刘知侠却远没有法捷耶夫那样幸运,他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他的经历与法捷耶夫十分相似,也是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19岁投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做过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就两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收集了丰富的素材。1949年后,刘知侠曾任济南市文联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50年代初,他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还改编成连环画,1956年拍成电影,也是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经典作品。
  然而,“文革”伊始,《铁道游击队》却在1966年5月就成为首批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那个著名的、所有人都要反复学习、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电影《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插曲很不健康。”(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电影是“大毒草”,小说自不例外,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此时的批判已“间不容发”,未给刘知侠任何“修改”、“重写”的机会,他立即被“揪了出来”,关入“牛棚”。仅1966年7月22日、26日、28日和8月4日这4天的《大众日报》,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的“大批判”文章。
  几个月后,“文革”公开打倒刘少奇,刘知侠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在“牛棚”的囚禁中,他遭到非人的磨难,在一个初春的深夜,他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3层楼上逃了出来,跑到市郊的“芳林嫂”的原型刘桂清家。“芳林嫂”冒着风险掩护了他4个多月,为他养好了伤口。面对贴在门前的刘知侠通缉令和一次次搜索,她临危不惧,几次机智地将刘知侠转移到儿女们和朋友的住处,使他安全度过最危险时刻,保住了生命(严民《刘知侠与“芳林嫂”》,《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3月24日)。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批斗、游街、劳改,身心受到空前摧残。“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知侠恢复“正常”生活,包括《铁道游击队》在内的一批“文革”前“红色经典”解冻。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此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并未被否定,刘少奇还未平反,所以出版社提出必须将原著第27章中关于刘少奇的有关段落完全删掉。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了能够再版,刘知侠只得忍痛违心答应;而且,这一版的扉页印上了一段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以此语录来反驳十年前“游击主义”的“罪状”,作为重出此书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拨乱反正”时代的开始,意义不容低估。
分享:
 

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木兰百花园”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