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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 基于 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考察


□ 朱昌荣

朱昌荣

  摘要:清军入关, “定鼎燕京”,标志着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王朝建立。王朝鼎革导致社会秩序的大动荡,加剧了伦理道德体系的混乱。信奉程朱理学的官僚群体,顺应历史潮流,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通过改革清初弊政,推行休养生息和整顿吏治等举措,推动社会秩序的重建;通过敦行教化、兴起教育,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加速伦理道德体系混乱局面的结束,为清初时代命题的解决贡献积极力量。

  关键词:清初 程朱理学官僚 社会重建 社会秩序 伦理道德

  引子

  清初程朱理学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其在清初的基本情形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考察,不仅是学术思想史的问题,也关涉到如何客观评判清初程朱理学的历史地位。

  回顾学界对清初程朱理学的考察,相关研究多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而从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层面进行的探讨则不足。由此,论者以清初理学与宋、元、明理学相比,尤其是与理学史上两座高峰——朱熹与王阳明的思想学说作比较,从理论体系上有无创新、思想学说上有无发明的尺度来评判它,进而得出清世理学之言“无余华”的认识,称清代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不振”的时期。以对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官僚的考察而言,自章炳麟《馗书》“清儒”篇对其作出贬抑于前,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唱和于后,此后多有沿袭其说者。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论者似乎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些评价的社会大背景。用梁启超的话说,他对清初理学的评价多“有为而发之言”。当章炳麟、梁启超之世,“种族革命”思想大行其道,对清政权的理学官僚屡有抨击,因此他们对清初程朱理学的评判往往会有失公允。

  再者,对清初程朱理学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学术思想领域,应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将其置于社会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探索其盛衰轨迹,衡量其是非得失。清初程朱理学绝非纯粹的学术思潮,而是一种在明清鼎革的独特历史环境中,具有明确经世目的,真正见诸社会实践,并且在与时代使命的较好结合中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学说。它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为清初社会重建,对清代二百余年政治生活的规范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抛开程朱理学去考察明清之际,以及有清一代的重大问题,譬如清军入关、清初社会重建、康雍乾社会大发展、清政权“儒学化”等是有欠缺的。鉴于此,势必需要研究者转换视野,从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

  清军入关,“定鼎燕京”,标志着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王朝建立。“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变化,引发中原士人对历史的沉思与反思,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突出表现在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的剧烈冲突。如何推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尽早结束伦理道德体系的混乱局面,就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谁能解决这一问题?历史的发展证明明中叶以降曾经盛极一时的阳明学无法承担这个使命,明末已在部分地区孕育并发展的具有反传统意义的激进思想观念也无法承担,满洲的“家法”、“祖制”同样不能,而具有深厚理论性、系统性及较强实践性的程朱理学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孟森曾断言:“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较早揭示了理学与清代社会发展的关联。高翔的一系列研究,对理学与清初社会重建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尤其是在清初政权的儒学化、清初理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领域成绩斐然。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分析清初社会的满汉民族矛盾人手,围绕“清初社会重建”的两方面内容,以理学官僚为考察对象,结合他们的政治社会主张,探讨程朱理学官僚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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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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