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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


□ 杨庆祥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以多种方式改变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本文通过对“重写文学史”的“审美原则”和“叙事体式”的辨析,历史地演示“重写文学史”与80年代的历史语境、知识范型、话语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认为只有规避“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才能理顺意识形态、历史阐释和文学史书写之间的各种矛盾纠葛。
  
  一、从北京到上海:“重写”重心的转移
  
  虽然正式提出“重写文学史”是在1988年的上海,但是无论当时的倡导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重写”的开端实际上是在更早些时候的北京。“今年8月,我和陈思和一起去镜泊湖参加一个中国文学史的讨论会,不少同行一见面就说,‘你们那个专栏开了个好头,可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听着朋友们的热情鼓励,我不由得想起了三年前的暮春季节,在北京万寿寺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倘说在今天‘重写文学史’的努力已经汇成了一股相当有力的潮流,这股潮流的源头,却是在那个座谈会上初步形成的。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那个充当会场的大殿里,陈平原第一次宣读了他和钱理群、黄子平酝酿已久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①根据另外一位批评家的回忆文章,“当时,又正值北大的几个年轻同行,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20世纪文学史的一些看法。王晓明认为我们上海也可以做个相应的表示”②。在这里,1985年“二十世纪文学”的提出被视为“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源头。而在另外的研究者看来,这一源头实际上可以被追溯得更远一些,“也可以这么说,整个80年代的新文学研究都构成一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这种重写历史的思潮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在整个思想界都同样发生了”①。无论是从大的“重写语境”还是从文学界“二十世纪文学”设想的提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似乎是对发端于北京的“重写”思潮的呼应和延续。那么,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北京的“重写”思潮没有继续深入讨论下去,而是转移到上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从北京到上海的这种空间上的位移是否意味着“重写”的重心、内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首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重写文学史”为何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那就是,“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和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程光炜和李陀2007年的一次对话②中就提到,80年代初北京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但是1985年以后“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作品、作家、批评家没有在北京出现,而是集中出现在上海了。这种空间位置上的转移是一种巧合吗?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很偶然的不可考查的因素,但也同样有一些历史“痕迹”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知道,1985年以后,上海的文化氛围实际上比北京要活跃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开埠比较早的现代都市,它本身就比北京更具有开放性;另外一方面,根据李陀的观点,当时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如巴金、茹志娟、王西彦、李子云等对于新的文化现象都持一种开明的态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提倡“重写文学史”的《上海文论》和“先锋文学”的重镇《上海文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当时上海文坛重要的两翼(作品和理论),这两家杂志的编辑人员和作者群体也有着惊人的重合。从这些方面来看,“现代派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空间转移就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从文化政治方面来考虑的。如果从当时文学的“内部发展”来看,就会发现这两个文学“运动”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联系。我们知道,“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审美”原则和“文本主义”,陈思和、王晓明虽然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先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先锋批评”的圈内人③,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劼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批评家之一。因此,“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从北京到上海的位移不仅仅是一种空间上的转换,而且在这种转换中“重写文学史”的重心和内涵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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