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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十日谈


□ 孙惠芬

  孙惠芬,1961年生于大连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杂志社编辑,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过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城乡之间》《岸边的靖蜓》《民工》,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等,曾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现居大连。

  序 言

  赵凤,四十四岁,女,翁古城张炉乡翁南村小王屯小队,二OO九年七月喝百草枯自杀。

  姜立修,四十三岁,男,翁古城石岭乡槐树沟村下黄小队,二OO八年六月喝百草枯自杀。

  曹运宽,六十三岁,男,翁古城曹崴子乡四家子村柳店小队,二OO九年五月上吊自杀。

  如果将这个名单继续列下去,会列出长长一串。从二OO六年六月到二O一一年六月,五年时间,翁古城地区死亡名册上,自杀就有五百多例,这是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中偏低的数字。这个数字最初撞入眼帘,不由得让人为之震惊。在我越来越狭窄、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的专业作家生活中,除了中东地区不断出现的自杀爆炸事件、中国南方神秘的富士康自杀事件,小人物的自杀、平民的自杀,似乎很少撞入我的视线,即使撞入,也很少被公布其具体姓名。他们就像秋天陨落枝头的树叶,飘摇着落人大地,之后悄悄地归于寂然。虽然在翁古城计生委的死亡名单上,这些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名字醒目,赵凤、姜立生、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人很少知道。有一天,一位已经当上了当地政府领导的朋友问我,回老家忙什么?我说做自杀调查。他瞪着我问,谁自杀了?我说,不是谁,而是很多。他以为我耸人听闻,很多?我怎么没听说?

  得以接近这些悄然陨落的生命,得感谢我的好朋友树华。她是滨城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这是她拿到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做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的研究。关于农村自杀死亡者及其自杀遗族的研究和预防课题,树华已做了十二年之久。她带了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五个研究生,刚入秋就深入到翁古城的村村屯屯。我,我丈夫张申,我们一同加入了这个团队。我加入,是当时我正在翁古城采风,看了太多的热火朝天莺歌燕舞;张申加入,是他当时正在寻找纪录片选题,他是滨城电视台国际部编导,自杀这个灾难性课题,他们还从未涉及过。当然也是树华一而再再而三地“诱惑”我们。

  事实上,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参与调查,我在心里折腾了很久。我为此也不去采风了,回到滨城家里,仿佛只要留在翁古城,就会被拖进去。在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在跨上了五十岁这个门槛之后,我不再喜欢悲剧。曾经,我无病也要呻吟,无愁也要善感,好像不呻吟不善感就少了某些人生滋味。我善于在很小的事物上挖掘痛苦、寻找忧伤,我迷恋失眠、恐惧、深夜里的惊悸,喜欢在快乐的人群里出示沉思的表情,在光明的背面探测潮湿的阴影,似乎这才是为艺术的人生。可是变化怎么就来了,一点儿都不知道。岁月是和平演变的高手,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但不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电影《2012》《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宣传得再好都坚决不看。如果身边人的悲剧不得不面对,那么也尽量让自己麻木,不去用心体会。我一直以为我在堕落,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走向心灵的衰退,当一个人觉得健康地活着比创作更重要,那一定是心灵衰退的表现。然而我并没因此而焦虑焦灼,反倒觉得上了一个台阶,悟得了人生要义。我是说,这个秋天,要不是树华一次又一次电话动员我们,要不是张申每天回家都念研究生们发来的短信“张老师,你和孙老师啥时候来呀”,我很难跨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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