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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之后何去何从一一专访夏伟、鲁乐汉


当下和未来的领导人和思想者能做的,就是不断从既往经验中学习,尝试新路以改善规则

  专访 夏伟、鲁乐汉《富强: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作者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刘芳

  “耻辱一直是中国人的兴奋剂。”在《富强: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lu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下称《富强》)一书中,作者归纳出该观点。例证俯拾皆是:早在《史记》中就有对公元前5世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详细描述,他牢记耻辱最终复国的事迹被传诵千年;2011年,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扩建之后的首个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开篇便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

  “中国人历来看重尊严和面子,所以19世纪中国失去中心主导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影响深远持久。羸弱和挫败带来耻辱,这种耻辱又以儒家‘知耻而后勇,的古老观念为基础,经过奇妙的变化,催生出钢铁般的自强意志。纯粹的压力就这样化为了动力,中国人从中汲取能量,开始纠正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公。”此书的结论章如是说。

  《富强》以魏源、冯桂芬、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鎔基等11位中国风云人物为切入点,力图探究中国为何能从积贫积弱的状况中一跃走向今日经济军事实力大增的局面。英文首版于2013年7月由兰登书屋出版,迅速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与好评。

  作者夏伟(Orvnle Schell)和鲁乐汉(Jobn Delury)是研究中国问题多年的美国历史学者,也分别是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正副主任。2013年8月,两位作者通过邮件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

  可惜的是,我们删掉了鲁迅

  财新《中国改革》:重述中国150多年的近现代史,为什么要选择这11个人物作为切入点?你们选择的标准是怎样的?这些人物有哪些共同特征?

  夏伟、鲁乐汉:我们希望全部展现中国的声音,以便让西方读者尽可能从中国人的视角来了解中国历史。我们选择的是时代佼佼者,他们既能展现特定历史时期内发生了什么,更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重要角色。最重要的,我们选择的人对中国要寻求新出路的困境思虑良多,并不懈地将其改革与革命的理念付诸实践。这本书就是要描述这一实践过程以及这些人的故事,正是他们驱动现代中国向前——或者某些时候,倒退。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目前已有的11个人,还有哪些人曾在你们选择范围内?后来为什么放弃?

  夏伟、鲁乐汉:我们最终不得不删去很多人,大部分是由于篇幅,有时则因为这些人的思想集合不够广阔,不足以为历史叙述添彩。我们不希望这本书太过冗长,免得读者因为永远读不完它而绝望放弃。最初我们想从19世纪晚期开始叙述,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必须得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时期,那么魏源无疑是我们的叙事起点。

  可惜的是,我们最后删掉了鲁迅这一章。我们两人对他的很多方面都深感兴趣,但他的想法更多是对中国人为何萎靡不振的理解——这看起来是中国人如此悲观和无力的原因——而不是如何让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如果说此书有遗憾,大概就是我们忍痛删掉了鲁迅。但在编辑过程中,人们不得不无情。

  我们还有一章写上世纪印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后来觉得最好还是把他们整合到其他章节中去。当然,越接近当下就越难筛选,越难预测谁将在一百年后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财新《中国改革》: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写到“洋务运动”时会选择冯桂芬这个人物。据我所知,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他的关注并不多。

  夏伟、鲁乐汉:这是个好问题。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中国历史学者也有同样疑问,因为哪怕对中国人来说,冯桂芬并非家喻户晓。即便少为人知,他仍是非常重要的。冯没有出过国门,但他是最早反思为何中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地域辽阔、却如此羸弱乃至无法自保的官员、学者和维新派之一。冯桂芬还是最早提出“自强”理念的人之一。他认为,师夷长技不仅是为了保护中国免受欺凌,更是为了巩固传统的儒家统治。最重要的是,对这本书而言,他的专著《校邠庐抗议》敏感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文集成书于1 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上海,是冯躲避太平天国起义军时写的,有对外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尽管年代久远,但在今天读来也依旧切中要害。

  财新《中国改革》:每一个章节的标题部很引人瞩目,比如“孙中山:—盘散沙”、“毛泽东:不破不立”。这是否代表着仿玎门对谀些人物的最终定论?

  夏伟、鲁乐汉: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尽量避免对这些人物做是非判断,而是力图厘清他们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成为他们所处时代最创新的或最有影响的思潮。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洞察。比如,孙中山对中国涣散非常忧虑;蒋介石对“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大加指责;毛泽东则十分清楚,除了帝国主义,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封建文化。他知道,中国要有所进步和开展现代化,就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将传统的儒家文化甩在身后。与“五四”运动中其他改革者和革命者不同的是,毛泽东极度想要去实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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