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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


□ 黄顺力

  摘要: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
  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思潮;晚清革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6-0114-07
  
  就严格意义上而言。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事业发端于甲午战后。此前虽有西方传教士将近代报刊引入中国,但在传统氛围下,国人或视办报为“洋人营利之举”,或谓其为“莠民之贱业”,故当时报刊多属教会和洋商所办。甲午战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战败于昔日“岛夷”日本的屈辱和创巨痛深的割地赔款,从反面激发了国人的抗争意识,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在维新人士的奔走呼号下,一时间,救亡学会林立,有如雨后春笋;新式报刊纷起,俨然生风激浪。近代大众传媒的大量出现开始对晚清社会,对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在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方面产生了剧烈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近代社会思潮嬗变的角度,探讨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的关系,以就教于方家先进。
  
  一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应该与近代大众传媒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考察,尤其对社会思潮变迁的研究更是这样。因为,倘若说,甲午战前,政治人物、思想精英们对社会思潮、对思想文化变迁主要是通过其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而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甲午战后,他们的思想主张就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而广泛地加以传播,而这种借助大众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则是以往个人的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所不能比拟的。
  首先,以著书立说影响社会者,最常见的不足就是在时效上的滞后,往往是在著述者去世之后。遗文由其子弟或门生整理出版,不仅时效滞后,影响力减弱,而且还可能由于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缘故而删削原文,修正原意或干脆隐而不发。如晚清名臣郭嵩焘堪称先进睿智之士,但他生不逢时,其遗著《养知书屋遗集》所反映的卓识之见已少为当世人所知,而最能体现其关注西方、学习西方思想的相关日记、函稿,更由于深恐难以见谅于当局而长期湮没不彰,因而他的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启迪实际上也就相当有限,其迟来的影响力或许是在百年后改革开放的今天才被我们所认知。
  而以上书言事影响社会者,虽然没有时效滞后的问题,但影响所及一般仅在最高统治当局及其中枢近臣范围之内。况且,只有上书所言之事为当政者所认同和首肯,才可能对社会造成实际的影响,而事实上大多数的“上书言事”,对统治者而言基本上是“泥牛人海”,悄无声息。甲午战前,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言事,就仅为他赢得一个“海内贤达”的美誉,或给守旧人士留下一个试图实现“布衣改制”的“狂生”印象,社会对他实际的维新主张则不甚了了。因此,在近代大众传媒出现之前,如果我们要以单纯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的内容来研究政治人物、思想精英们对当时社会思潮衍变的影响,实需谨慎小心为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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