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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作家


□ 张泽勇

我爱好文学,年少时曾做过作家梦。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只是一个梦。有人会说,你是宜昌市作家协会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难道不是作家?你这样说,是不是故作姿态?用时髦的话说,是否作秀?
坦诚地说,我是有省作协会员、市作家协会主席的招牌,但那仅是招牌而已,并不代表我真具备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实力。我曾在2002年5月就任市作协主席时再三解释:吾者泽勇,既没有上两任主席诗人刘不朽、散文家李华章那样的文学成就,也没有如今活跃在宜昌文坛上的小说作家蒋杏、吕志青等那样的文学才华。因此,说我为作家就已惶恐,称作协主席就更要为之汗颜了。我以为,“文学爱好者”或“业余作者”的称谓最为准确。
在我心目中,作家是神圣的,并不是人人想当就可以胜任的。一个作者成为一名作家,按山西作家韩石山的说法,要有四个方面的训练,我是非常赞赏他的说法的。
一曰文化知识的训练。文化知识的训练,不要以为只要能认识几个中国字就可以了,要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而我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古今中西,只晓皮毛,尤其欧美的历史和文学,连皮毛也不曾知晓。按说,我还是幸运者,但同时又是不幸者。说幸运者,虽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我这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仍然读了那样的小学、中学。回乡劳动两年之后,1975年被推荐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成为工农兵学员。对工农兵学员,社会上曾鄙视许久。随着后来电大、夜大、业大、党校等等大学颁发的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文凭的不断贬值,对照工农兵学员在现实生活中“夹着尾巴做人”的实际表现,工农兵学员这个“大普”的毕业文凭似乎又硬挺了一些。1971年至1976年,这数十万工农兵学员素质究竟怎样?政治素质姑且不论,就文化素质而言,毫无疑问,总体水平是比较低的。比如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文艺复兴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大有人在的。但这是当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政策造成的。社会上鄙视工农兵学员,有不承认其水平的因素,也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吃醋心理。然而,说工农兵学员都是笨蛋,都是草包,这种说法也欠公允。他们中间,有不少发奋学习、勤于创造的优秀分子。就说作家圈吧,如贾平凹、梁晓声等。政界圈的,也有任省长厅长局长的,如今活跃在中央决策层的王沪宁,就是引人注目的代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个数字,1978年之后的连续三年中,工农兵学员占考取研究生总人数的70%,当然这也是历史形成的。和我同寝室的同学陈池瑜,比我还小一岁,如今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奖励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企图为工农兵学员“平反”,也不是拿别人的成就为自己脸上贴金。我只是想说,任何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这些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我本人吧。说不幸者,是说我们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期,却遭遇了令人窒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免受其害。这就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受到文化知识的良好训练。参加工作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忙于事务,疏于读书,有时即便读了一点书,但年龄大了,老是记不住。其实,读书并不纯粹是大学的任务,而是童子功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要在青少年时期,把该读的书都要读过,不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来补文化知识的课,那就未免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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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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