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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下消息


□ 朱以撒

  朱以撒 一九五三年生于福建泉州。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古典幽梦》《俯仰之间》。
  
  那个地方又有些疼了,司马迁皱了皱眉头,习惯地用手摸了一下,下边空空荡荡。一时万念俱灰,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又一次地回想起那场无妄之灾。
  司马迁早年生活还是非常顺利的,由于生在史官之家,十岁能诵古文,还能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一方面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另一方面又向董仲舒学公羊派《春秋》。二十岁后司马迁又增加了游历的经验,据宋人王正德的《余师录》说:“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郊,过梁楚,西使巴蜀,天下靡所不至。”但是我对《太史公书》的信任,并不建立在他饱游博学的基础上,因为古今这样喜好游历的人太多了,不足为训。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临终时的愿望就是司马迁也能如他那般任太史令,完成修订史书的夙愿。他的口气那么直切、坚决,不由司马迁分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大有把自己意愿强加给儿子之决断。谁料司马迁也乐于子承父志,三年之后果然继任太史令,有了修史的良好的条件。
  公元前一○四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的写作,以为投身于此就是钻古书堆,痴迷典籍,不会与政务有太多瓜葛,甚合心意。
  可是,钻古书堆也钻出灾祸来。公元前九九年,汉武帝派李陵率五千步兵远赴居延迎战匈奴,遭到匈奴主力数万铁骑的轮番砍杀,弦绝矢尽,戟残刀卷。李陵在被俘后投降,声名俱毁。在汉武帝盛怒之时,司马迁觉得有些缘由值得说道说道,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治罪对他真有如灭顶。
  腐刑,在生理上、精神上对男人都是重创。尽管是一次成功的手术——当时宫中的不少男人都经历这种手术,早把动刀者的手艺打磨得精湛之至。术后干干净净,衣裳之下,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内心苦痛。司马迁觉得遭受奇耻大辱,杀尽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威风。他的形体渐渐地产生一些变化,肌肤滑腻,声调尖细,甚至连行走的步履都少了以往的直截了当,多了一些飘扬。出狱之后,汉武帝还让他当中书令,依旧享有随驾出巡的待遇。此时,他没有一丝的荣耀感,腕间嘎嘎有声,只想早些回去,坐下来查阅史料,再写上一节。
  之所以更笃信《太史公书》所言, 我觉得和司马迁受到腐刑有关。一个人到这样的处境,他的笔下除了深刻一些,还会更真实一些。
  没事就翻动《太史公书》,心想司马迁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会迎合某些权贵,史实就是史实,这正是让人倚重的地方。
  由于《太史公书》,司马迁为历史所记载。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司马迁的遭遇,使《太史公书》经久不衰。由大辱而至大荣,后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苏东坡这么看待人生:“生前富贵,死后文章。”司马迁生前并无富贵可言,死后却扎扎实实地以大著传世了。
  我每周有两个上午必须外出,开着车穿过嘈杂的市中心,到达僻静的大学城,站在讲台上,做几个小时的老师。古人的文采风流是我经常要言说的,它们的精彩在诵读中,悠扬顿挫地流泄出来,让诵者动容,也让听者感染。便有人来问如何写文,若要细说,可以写一本授业的书,这方面的教科书也是汗牛马充栋宇了,学生早已不相信——这些写书的人自己都写不了一篇好文章——都在一所大学,谁也不用瞒谁。懒得多说,只说:“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在我看来,真能做到这一点,不仅生活状态会更私有一些,笔下飘散的也都是私人的气味。人是情绪之物,即便长成大人了也不敢言说定性。情绪如旋风、骤雨,说来即来,说走即走,真能捕捉这种瞬间往返的感觉,不管字多字少,都是直抵心灵的,有一些急就章让人感到毫无虚笔就是如此。
  再改一改——教科书上常这么说。时日充足的话,改不胜改,添油加醋,藻绘沸腾,本真的味道反而出不来了。
  我手写我心,通常以为不难,后来心手不一的多了起来,就好像开始走在通衢大道上,闭上眼睛也不会绊倒,而到后来,走到岔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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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8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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