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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


□ 高 剑

  一

  这是在飞机上了。我想睡一会儿,可这办不到。我旁边有一位女士,在看一本杂志,她时而掩卷合目如同祈祷,时而又使这本杂志和一双白皙的手臂呈现在聚光灯下。机舱前面在放电影,刀光剑影,却静寂无声。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出现了一条街道。这是北京的一条胡同,胡同不宽,最窄的地方能错过两辆平板车。往东有个菜站,菜站的后面是一堵墙,这堵墙一直延伸,一棵槐树使它有了一个拐角。许多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等待过一个叫杜梅的女孩儿。那时,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敲了七响,我便出了院子匆匆往东走,绕过打了烊的菜站,我便希望能看见她了——和往常一样,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开领的小短衫和边上有系带的喇叭裙,纤瘦的身材,清秀的眼睛。记忆中的杜梅就是这样的。

  每当黄昏消失,我便被一种异样的心情侵扰着。这时行人稀少了,街灯不是很亮,胡同里也常有着不错的月光。寂静中偶尔有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在这波动的夜光中,它仿佛是一只巨大的金属蜻蜓,敏捷、快速地从这清凉狭窄的胡同里一掠而过——随后便是一片寂静。我们在那棵老槐树下,我们呆在这里,有时能听见郭冬跟张夏在菜站旁的路灯下侃大山。他们总爱津津乐道地谈着诸如电视机、录音机的事。说谁谁家有了彩色电视机,黑白的淘汰了。

  “你穿多大号的鞋?”

  “四十号的。”

  “有四十号?你的脚比我的还大。”

  “多新鲜——我看您的脚。”

  菜棚子下面发出菜蔬霉烂的气味……

  这时,一位中年的空姐正站在我的旁边。她推着餐车,弯着身子问:“先生,要鸡肉的还是牛肉的?”我要了一盒牛肉饭,外加一杯果汁。顺便我又请她多给我两张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餐巾纸。我在上面临时记下了一两个想起的人名。

  用完餐后,我从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子,这是一个很旧的电话本,里面记载着我过去认识的人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知道,这些号码已经全都作废了。因为密密麻麻记在这里的号码,都比现在的北京号码少了一位数。时间太久了。我注意到,有一个号码还是胡同里的传呼电话。当时,守电话的是个姓白的小老头,他没胡子,人很勤快。据说他早年是宫里的太监。我有时在外面打给他,请他跑一趟,去叫郭东或者是杨拐子。不然,就是去二十八号院,告诉我妈一声,说我不回家吃饭了。而更多情况下我是请他去七号院。去叫一趟杜梅。只要顺利,等不了一阵子我就能和杜梅说话了。这时,我耳边有了白大爷的声音:

  “你等着,我去叫她……”我攥着电话本,知道这是幻觉。

  我继续翻动着发黄的纸页,找到了郭冬的电话号码。只有这个号码被钢笔划掉了,旁边新写上去的是他最新的手机号码。能找到郭东就好办了。

  我合上这个小本子,想起一个遥远的日子。那一天,我是去郭冬家下围棋,没想到我跟杜梅的缘分就从那天开始了。我们坐在敞开的窗前,外面的光线很好,院子里传来流水的声音,杜梅在水龙头旁边洗衣服。她坐在一个板凳上,修长的两腿之间是一个飘动着白色泡沫的水盆。她赤着脚,穿了一双塑料拖鞋,她不时撩起裙子,用水桶在水龙头上接水。我是在等郭冬走下一步棋,心中却被一种莫名的思绪搅扰着。郭冬举棋不定,手里把弄着棋子,这时却不着边地说:“你帮个忙吧——你不是会木工吗?她家有点活儿,我答应她妈了。”他边说边朝窗外望望。我见杜梅正站起身来,展开了一件果绿色的衬衫,把它晾在一根绳子上,水汽在阳光里弥散开来。

  “她妈是做衣服的,对吧?”我明知故问。胡同里谁不知道杜梅呢?除了这些,其实,我还知道一点点她父亲的病情。还有,她是她家的独生女。也就是这样,我们并不熟悉。而且,我始终都没和她说过话。

  两天后,我带着一些木工工具来了,杜梅家深嵌在这个大杂院的最深处。我在她家门口停了自行车,取下工具,听到了屋里传出缝纫机嘎嘎的响声。不过,杜梅给我开门时,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屋子这么窄小。里面除了中间有一块很小的活动空间,其它都被床和家具之类的物品挤满了。里屋没有门,只有一个撩起来的布帘子。光线昏暗。缝纫机的声音正是从这间小屋里传出来的。杜梅请我进去——她看着是挺快乐的样子。她说她认识我们院儿里张夏的妹妹什么的。她还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但她是有点羞怯的。我有点紧张。因为,她妈也在跟我说话。她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单只袖套,一再表示谢谢我来帮忙,“真是太麻烦您了!”她说。

  这时,她爸爸正咳嗽着,从一张嘎嘎作响的床上坐起身来,很虚弱的样子。我放下工具,上前把他扶到一把椅子上。原来就是这张床坏了。杜梅说夜里它老是响。我先检查了一下,这还是一张硬木老床,只是榫头松动了。我先把一根用来固定捆绑床头的尼龙绳子解开来,又清除了几根钉子。接着,就叮啷哐啷地把它全部拆散了。然后抹上胶,加了木楔子,没多久床就修好了。我看看墙上的表——但我不敢相信,只过了一刻钟。为了能再多呆一会儿,我又主动提出修理了一把椅子。椅子修好之后,我发现她们家的纱窗也坏了。杜梅一直在帮我打下手。用一双漂亮的、极尽完美的手给我递工具,还用这双手不断递过茶水和毛巾,使我做起活来几乎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而且,要做什么也就可以做什么。之后,我又更换了天花板上的一根日光灯管。完了,我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不过这是个细活儿,需要她帮我看着点儿。我先把墙上东一张西一张,至少二十多张杜梅父亲在工厂获得的奖状摘下来,分类。我先把“劳动模范”从“五好工人”里挑出来,把“先进生产者”和“质量标兵”区分开来,并按时间年份重新排列,再整齐地挂在了靠床的那面墙上。原来的位置换上了全家福和一张邓丽君的招贴画。我干了不少活儿。当暮色已经降临,他们叫我共进晚餐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只好匆匆告辞。后来听郭冬说,当时他看见我从杜梅家出来了,他打开窗户叫我,我竟然没有看见,也没听见。尽管他又冲着我的后背吹口哨,可我推着自行车,眼睛只注意着自行车滚动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的轮子。我知道那一刻我虽然推着自行车,心却变成了一张白纸。这张纸上只有一个婷婷玉立站在屋子前面为我开门的杜梅。后来,在接近五一劳动节一个说不下雨又下了点小雨的晚上,两张电影票使我和杜梅有了第一次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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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2011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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