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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文本实际的误读


□ 王春林


读完邓艳斌先生的大作《历史演变绝不只是人性的变化》(载《文艺报》2003年10月18日)之后,首先产生的便是一种莫名的惊诧感。倘若这样的文章出现于20年前,倒也还情有可原。当历史的巨轮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居然仍然会有邓先生如此“妙文”出现,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读罢此文,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于是,便以如下的文字就教于邓艳斌先生。
应该说,邓先生的这篇文章是针对我而来的。文中所谓“有人认为”中的“有人”,便是在下。怎奈邓先生颇有君子风度地不肯直接道出,于是,我便只能不管不顾地主动“对号入座”了。在我看来,邓先生这种相当含糊的文章作法首先就有违基本的学术规范。其实,不提在下也罢,区区无名之辈,又何足邓先生挂齿呢。然而问题在于,邓先生的文章中不仅出现了“有人认为”,而且还出现过“有人提出…‘有人就说”这样的字眼。第一个“有人”自有在下“对号入座”,那么第二、第三个“有人”又是何许人呢?我想既然邓先生大段大段地引述过这些“有人”们的观点,那么这些“有人”们大约也就不会是邓先生臆想捏造出来的罢。但是,既然邓先生在引述黑格尔、恩格斯观点的时候可以直接写出两位先贤的名字,那么何以又不肯将这些“有人”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文字的出处明示于人呢?我想,在学术性文章中,应该如何引用别人(哪怕并非是如黑格尔、恩格斯一样的先贤大哲)观点的道理,邓艳斌先生未必就不懂。那么,何以会出现现在的这样一种状况呢?对此,我实在有些想不明白。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希望邓先生今后作文时能多少注意一下这些并非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因为,一种纯正学风的建设正是包括邓先生与我在内的学界中人所共同企盼的。
邓艳斌先生与我是在如何评价许春樵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邓先生认为我在《一部透视灵魂的尖锐之作》(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一文中关于《放下武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看来,《放下武器》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能够超越抽象人性论的局限。既然小说的根本问题在此,那么我所强调的小说的根本价值正在于这种对人性的剖析与灵魂的透视的观点便自然也只能是对于抽象人性论的鼓吹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放下武器》究竟是不是一部所谓宣扬抽象人性论的作品呢。我觉得,邓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邓先生说,在当下不少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写正面的英雄人物反腐败,还是写反面的腐败分子搞腐败,都归结为他们的个人品质问题。当前不少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不过是人性的善与恶的激烈较量,而不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这是相当肤浅的。当前的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部分成员从社会的公仆演变成为社会的主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性恶压倒了人性善的问题。”“在当前中国,鼓吹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质上掩盖了特殊利益集团或圈子的崛起。这只会起到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就存在这种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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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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