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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清代行会法的产生与效力


□ 周执前

  摘要: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苏州,作为清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市场繁荣。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需求,商人于是组成行会,制定行会法。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而国家(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通过调整法律制度赋予商人团体以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行会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条件。同时,地方政府又通过对这些制度的备案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这种合作表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清代中国的行会法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法的功能具有很大的不同。
  关键词:国家;社会;清代;行会法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9)02-0110-04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就在这个时期,我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商品流通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苏州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人口稠密、市肆繁荣。康熙时人沈寓指出:“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孙嘉淦所说的“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朝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现象充分说明了乾隆年间的商业繁荣。而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利益机制所刺激的生产和流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必然显示出来。要使市场健康发育,必须制定市场规则以整合市场秩序。“盖闻能工巧匠,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坐商行贾,不立条章不能厘奸宄昭。以故百行贸易,莫不各有行规,以划一而重稽查。”同时,经济的发展也相应地要求降低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要素的运用效率。这就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作出安排和适时进行法律制度变迁。
  然而,清代国家在经济管理上与商品经济发展很不适应。清代国家总体上缺乏制度化的商业管理机构和法规。对工商业管理沿用的是农业社会的管理机制,有限的行政管理部门被设计成行政、军事、司法、文化等无所不管的部门。国家缺乏有效的护商、保商之法律与实施机制。而缺乏国家法律保护的商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各种力量的压迫,在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况下,不得不联合起来,成立自治机构进行自治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在国家没有建立制度化的商业管理机构的情况下,作为商人自治团体的会馆和公所,便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成为代替官府行使“工商管理权”的社会组织,通过制定行规业律来加强商业自律,以确保市场运作的有序展开。这些行规业律大多是以行业习惯和地方俗例为基础,经过行会集体议定,并且一般要经过报官立案,得到官府的批准承认,在发生业务纠纷时成为行会内部调处和官方裁判的准则。行会法的内容主要有:行业经营原则、入行规约(行业内的登记制度)、议事制度、交易规则、会馆(公所)的管理办法、抽捐办法、业内纠纷处理办法、业内违规惩罚办法以及业内的福利制度等方面规定。商人行会组织通过制定这些制度,实现了整合行业秩序和节省交易费用等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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