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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曲折进程


□ 王锺陵

  内容提要运用新的语言形式的现代新诗,自有其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要求。加世纪80多年的新诗史,一言以蔽之,即在于更充分地寻找、展示诗的新的形与质,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新诗史的三个阶段,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进程;而后半世纪的一些基本追求则像是对前半世纪的重复,这种重复表明新诗有其本体性要求。21世纪新诗发展的使命仍在于完成这一要求。
  关键词新诗诗美本体象征派格律派现代派
  新诗,源自于白话文运动,用白话做的诗,谓之新诗。运用新的语言形式的现代新诗,自必有其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要求。诗美本体的建立,与诗功能的发挥,形成制约一个世纪新诗史发展的两条大的脉络。对于诗功能的发挥问题,我已撰有《20世纪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历程》一文①,本文专论20世纪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过程。
  
  一
  
  胡适对于白话文的主张,有两个理论基础:一是进化论,二是工具论。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由“进化”二字出发,自必强调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区别,因此文学史在胡适的眼中,乃是一部文字形式的新陈代谢史:“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胡适将他的文学工具革命论用到诗歌上,便形成了他的诗体解放说:“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
  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尝试集》,他在《自序》中说:“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质言之,即是将日常的活的话语移为诗句。将日常的活的话语移为诗句,在提供了能够深入细致地表达思想感情之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大地弱化了诗的音节,二是大大地淡化了诗味。反对新诗的人,正是从这两方面来攻击新诗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诗与散文的区别。
  为了同旧体诗词相别异,也为了实现他诗体大解放的目标,胡适贬斥构成旧体诗词声律的一些要素:“押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那么新体诗的音节靠什么呢?全靠两个重要分子:“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前者主要是指自然语气的轻重高下,至于后者,胡适指出可以用双声叠韵来帮助音节的和谐。
  怎样克服没有诗味的问题呢?从工具论的观点上看,用白话做的诗谓之新诗,这就是说,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在于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及其所引起的表达内容上的不同,而在诗的特征上、表现方法上,则应该是相同的。所以胡适说,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新诗除了诗体的解放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胡适所不明白的是,既然诗的语言形式发生了变化,那么诗的内质的凝结及表现方式,便也不会与旧诗完全相同。此外,又如何将新的语言工具与诗所固有的表现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呢?这些,胡适都没有考虑。以此,他自然不能对症下药地开出医治没有诗味的方剂。
  从1921到1924年,小诗盛行一时,与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郭沫若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从文艺思潮上说,这一时期流行的是为人生的自然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而在诗论上,一时间,什么是“诗”,成了讨论的对象;新体诗该怎样做,突出为五四时期中国文艺界中的二个大问题。由此还派生出两项争论:一是诗是做出来的还是写出来的?二是诗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
  宗白华以为诗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入的情绪中的意境。康白情也有同样的意见:“在文学上,把情绪的想像的意境,音乐的刻绘的写出来,这种作品,就叫做诗。”这个定义是狭隘的,二人都相当突出“意境”,然而,中国诗还有非意境诗的一大类型。宗白华及康白情都以意境作为表写的对象,其诗论的文人气息是清楚的。内容上的此种文人气息,加上对于语言音律美及绘画美的追求,其实已导夫新月派的先路。
  郭沫若与宗白华虽为好友,在对诗的理解上却有着重要差别。首先郭沫若认为宗白华“所下的诗的定义确是有点‘宽泛”’,他说“把它改成文学的定义时,觉得更妥帖些,因为‘意境’上不曾加以限制”。郭沫若不是认为宗白华的定义狭隘,而是嫌它宽泛。他认为叙事诗、剧诗,都已跳出了诗域以外,被散文占了去,他甘心只守着愈见狭小了的诗的领土,只取抒情一点:“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它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因为情绪自身本具有音乐与绘画二作用故。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郭沫若从诗的神髓是抒情这一点出发,复又扩张开去,蔑视了诗形的作用。对于他不能反对的诗的文字所应具有的音乐与绘画的美,他就用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加以取代,也就是说,将之融化到情绪的表现之中。这样,问题就被取消了。他说得很坦白:“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蔑视诗形的意见,当时非独郭沫若一人有,康白情、郑振铎都有。五四时期,冲击诗形的有两股强大的力量,一是白话入诗,二是个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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