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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沉静.幽默


□ 古 耜

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柯立基认为: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这话说得相当精彩亦相当精辟,从它的精彩与精辟里,我们至少可以引申出两层意思:第一,散文是所有文学样式的基础和母体,小说、戏剧、报告文学乃至诗歌、文艺评论,实际上都离不开散文的元素,因此,一位优秀作家必须首先能写一手好散文,否则,这位作家的优秀程度就显得可疑。第二,作家所从事的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等在内的一切样式的文学创作,说到底都是他与社会、与他人的一种沟通和对话。而在这种沟通和对话中,最便于让作家敞开心扉,同时也最容易使读者怦然心动的文学样式当属散文。从这一意义上讲,任何一位面向人生和读者的作家,迟早都应当成为出色的散文家,否则,他就很难在文坛确立自己清晰而强大的主体形象。
对于上述这一番有关散文的诠释和生发,我不知道别人读后会有何种感想,但却情愿冒一点谬托知己的风险,而将刘兆林先生引以为同调。因为正是这位凭借小说创作而享誉文坛的作家,多年来,在精心打造小说世界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散文写作的敏感、热情和韧性,先后发表了一百数十篇、约计七十余万言的散文作品,出版了《高窗听雪》、《和鱼去散步》等散文集。这些散文作品虽然迄今不曾有大红大紫、洛阳纸贵的幸运,但是却也在默默的流布中,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以致熟谙散文创作之道的老作家康启昌要赞叹:“兆林用右手耕耘小说,左手拈来的散文居然跃上葱茏几百旋。”(《赞美你的左手》)至于作家何以会有如此深厚的散文情结,这当中除了要充分利用早已被行政使命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创作时间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动因就是:把自己交给读者。对此,兆林曾有一段开诚布公的夫子自道:“作者和读者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朋友,应该让读者通过作品较深切地了解你。而散文恰恰是最便于揭示和解剖自己,最便于让读者了解自己的文体。”(杨竞对刘兆林的访谈录,载《辽宁日报》二〇〇四年一月十九日)这与我对散文的理解,庶几一脉相通。
那么,在刘兆林的散文中,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些什么呢?毫无疑问,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读者自会有不同的发现,不同的回答。这里,我只能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谈谈兆林散文中一些很可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即渗透于作品字里行间的、属于作家自己的生命原色。
首先,读兆林的散文,我感到有一种发自作家心底的悲悯情怀,郁郁勃勃,渗透其间。按照我的理解,文学中的悲悯情怀融合了正义、善良、挚爱、同情、忧患等种种元素,常常是作家的良知与民间、底层或苦难相遇时,所产生的真诚而又深切的精神活动。兆林是从雪国小镇走出来的作家,贫困的童年、悲苦的家事,以及通过文学阅读所获得的人本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滋养,使他较之一般作家,更具有一种对社会底层、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与理解,倾听与关爱。反映到散文创作中,便形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生命原色。请读读《丝绸路上的少女》这一组作品吧。它们依次写了“卖西瓜的女孩”、“出租乘马的女孩”、“卖锁阳的女孩”、“按摩的女孩”。这些女孩虽然各有各的神态,各有各的故事,但在她们那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过早地进入社会的未免有些单薄的身影里,在她们那即使从事商业行为也依旧透显着纯朴与善良的性情中,却分明同样寄予了作家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爱怜。特别是那位“按摩的女孩”,作家在描写她时,完全摈弃了传统的偏见,流行的歧视,以及消费社会每见的男权主义的居高临下,而代之以平等的、诗性的、甚至是互为文本的对话和潜对话。这时,一位善良、纯洁、自爱和敬业的按摩女形象,连同作家敬重而激赏的主体情致,便一起展示在读者面前。《父亲祭》是兆林的散文名篇。这篇洋洋洒洒三万余言的作品尽管以父亲为主人公,但它从父亲悲剧性命运里所升腾出来的,仍然是作家对普通劳动者艰难生存的大审视、大关爱、大悲悯,即: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总是这般不幸?这种种不幸中,哪些是社会的病灶,哪些是人性的弱点?于是,通篇作品产生了形而上的力量。新作《过梵净山》讲述了作家翻山时乘滑竿的一段经历。其中,“我”因为被抬而感到的那份歉疚和不安,以及“我”对抬滑竿的两位农民兄弟近乎手足无措的答谢,正好传递出作家已经溶入血液、化为灵魂的平民意识与悲悯情怀,从而构成了一种生命的暖意。应当承认,诸如此类因爱而生的篇章,出现在当今贫富差距拉大,底层生存艰窘,而整个社会又需要和谐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其呼唤良知,倡扬同情,抚慰人生,庇护弱者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读兆林的散文,我感到有一种同作家的性情特征和审美意趣互为表里的沉静之气在氤氲,在穿行。或许因为在兆林的生命中,原本就是内敛多于张扬,平和多于冲动;或许因为在兆林看来,大音稀声,大美无言,宁静才是文学的上乘境界,一个既成的事实是:兆林笔下的散文作品,每每流露出一种从容的笔调,一种自由的形态,一种统摄着这种从容与自由的沉静之美。关于这点,无论记人的《马加老人》、《彭定安先生》,抑或记游的《索溪峪记趣》、《世上我最看重的教堂》;无论以叙事为主的《千年夜万里黄梅》、《索伦土豆也相思》,抑或以议论为主的《完整的碎片》、《神与物游》;无论忆旧式的《寄给母亲的花》、《拣庄稼》,抑或对话体的《读你》、《在西藏想你》;无论属于早期之作的《笔情》、《听雪书屋》,抑或作为晚近之制的《一次遗憾》、《和鱼去散步》,殆皆表现得相当充分。在这些作品里,作家时而不惊不乍的娓娓道来,时而心平气和的描绘万物,有时即使涌动着裂岸的情潮,也能够将其化作涓涓溪水,实现有节制、有蕴含、有张力的流动,从而保持作品整体上从容沉静的风格。正因为如此,窃以为,作家将承载着自己创作轨迹的两部散文集,依次命名为《高窗听雪》、《和鱼去散步》,同时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听雪书屋”,委实堪称提纲挈领而又形神兼具的艺术告白。其中那“听雪”的沉静和“散步”的从容,既是作家心灵的期求,又是作品风格的鉴照,具有双重意义。显而易见,这类作品所产生的效果更多是默默的陶冶、净化和提升。而这对于被物欲和功利搅得心神不宁、躁动不安的现代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健康有效的清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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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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